日本都市集聚经济发展及其对我国的经验启示

摘要：日本都市 （地方都市）在经历了战后经济高度增长的同时，通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区域固有的产业集聚 （企业、人力资本、技术、情报、知识等）。这种区域固有的产业集聚经过有效的结合，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对日本的都市产业发展（都市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观察日本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分析7大都市圈及中心都市的集聚现象，为我国城市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都市集聚；区域专业化；区域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F131.3；F299.313

一、引言

产业集聚是城市化的基础，城市景观的形成是城市化的表象，基于产业集聚的城市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模式。区域城市化特别是产业集聚下的城市化已成为国际都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区域产业集聚的都市化才能提升都市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使之真正融入世界都市化的进程中，才能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都市化过程中受益，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的产业构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日本都市及都市间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都市产业发展随着产业构造的高度化，促进了都市化的进展。同时，都市化的进展又促进了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在国际化经济的进程中，这种都市化进展与产业构造高度化展现出新的动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从都市部向郊外区域、地方都市转移，1985年后更出现了向海外转移的趋势。这种海外转移的动向在制造业中最为显著，于是，日本国内（地方都市）的生产被缩小，更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向海外的转移。结果，以日本地方都市为中心，逐渐丧失了制造业的生产基础，出现了被称之为产业空洞化的问题。

此外，随着国际化经济的进展，使都市间的竞争更加激化。结果，与国家相比，区域、都市作为空间单位开始受到重视。在这种形势下，集聚经济成为都市发展的关键。日本都市（地方都市）在经历了战后经济高度增长的同时，通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区域固有的产业集聚（企业、人力资本、技术、情报、知识等）。这种区域固有的产业集聚经过有效的结合，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对日本的都市产业发展（都市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通过运用EG指数与克鲁格曼集中指数对日本制造业产业集聚现象进行测度，计算了1989-2009年制造业19个行业的集聚度，观察了这个期间的集聚水平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日本7大都市圈及中心都市的集聚现象，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城市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二、日本区域•都市集聚状况的测度

本文首先将运用EG指数和克鲁格曼集中系数 概观日本制造业19个2位数行业的区域集中状况。同时运用区域专业化的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 和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 对日本7大都市圈的制造业专业化程度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观察7大都市圈的12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现象，并分析其集聚类型及集聚产业特征。

（一） 空间单元的确定与数据说明

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通常都是以划分的行政区域为考察单元。本文考察的区域范围为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以德冈（1998）的标准大都市圈（SMEA; StandardMetropolitan Employment）以及都市圈的中心都市为分析对象的空间单元。之所以选择都市圈以及都市圈的中心都市为分析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Fujita and Tabuchi(1997)从集聚经济的视角，考察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与都市化的动向。1985年以后，日本的都市体系由东京•大阪的两极分化型向东京一极集中转移。在此过程中，广义上的运输费递减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集聚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指出了在这种都市体系的变化中，中央商务区（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重要性。这是因为，都市体系的变化与都市发展的要因是在于以商业情报的收集及运用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的集聚，而这些主要是形成于中心都市。在对美国都市空间的研究中，Jacobs（1969）、Lucas（1988）做出了同样的描述，此外，在对日本都市空间的研究中，石丸（2000）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些都表示了都市圈（中心都市）发挥着作为集聚经济‘场’的作用。

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来源于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业统计调查《工业统计表—市町村篇（1989-2009）》。日本的行业统计分类至今经过12次的改订，在本文观察的期间内共有3次，受到行业统计分类变动的影响，最终整理得到了1989-2009年19个行业的县级面板数据，以及7大都市圈和12个中心都市的行业数据。由于本文主要是以都市工业为研究对象，因此在分析中没有列入矿业及矿物制品业。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与连贯性，以便于实现长期的观察和区域的比较，对所用数据做了如下几点说明：

首先，按照日本标准行业分类标准，综合3次行业分类变动的差异，对数据进行了归并统一。在考察1989-2009年集聚度时，依照2008年改订标准，将服装鞋帽纳入纺织工业内。

此外，随着电子机械设备及通信机械设备比重的增加，2004年开始从电气机械设备被分离出来单独分类。在2008年开始的分类中，专用设备被细化为生产用设备和业务用设备。但考虑到数据的一贯性，在本文中仍归纳于以电气机械设备和专用设备范畴。

最后，集聚度的计算可以使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就业人数等，本文的研究同Krugman(1991)、Elison and Glaeser(1997)一样，主要是采用日本就业数据。

（二） 日本制造业集聚的总体水平与趋势

通过EG指数的计算，可以观察到1989-2009年日本制造业集聚度的变动情况。由于日本集聚经济发展的跨度较大，经历了战后经济复苏、高速发展及泡沫经济后的低迷等阶段，虽然20年的数据计算不足以完全说明日本的集聚发展，但并不影响我们对日本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做出直观判断。

图1报告了日本1989-2009年制造业分行业的集聚水平变动趋势。我们可以观察到，1989年以来日本制造业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战后，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如图1所示，它经历了工业化经济、服务化经济、高度服务化经济三个阶段，这一系列产业构造的转换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构造的变化。本研究的观察期间正处于日本高度服务化经济阶段，从整体来看日本制造业的集聚水平保持着稳定的态势。

在这个阶段，生活消费工业与部分机械设备工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分散的趋势。这些产业包括；食品加工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制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印刷业及相关产业、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等。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日本后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都市化水平的提高。与此相比，部分行业集聚比较明显，例如；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等。纺织工业作为日本传统优势产业，随着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大逐渐丧失其优势。化学工业也由于日本太平洋工业地带的解体，而导致了产业规模的缩小。此外，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也是金属、机械制造等行业集聚程度缓慢下降的主要原因。

Ellison﹠Glaeser根据EG指数的大小，对产业集聚程度做出了划分标准。他们将产业集聚程度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高集聚度行业， ；第二类为中度集聚行业， ；第三类为低集聚度行业， 。如表3所示，依据这种标准，对计算出的日本2009年制造业分行业EG 指数做出划分。

从表3中可以发现，日本制造业分行业集聚度水平较低，行业集聚度超过0.05的高集聚度行业只有毛皮皮革加工制造业。中集聚度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印刷业及相关产业、室友加工、炼焦。而大部分行业属于低集聚度行业，占制造业行业的78.9%。究其原因，毛皮皮革加工的高度集聚主要是由于日本传统的产地型集聚发挥了主要作用。而由于日本制造业生产机能的海外转移，而导致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使得大部分制造业行业一直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虽然，近年以大型企业为中心出现了短期的国内回归现象，但并没有对制造业整体的集聚水平产生太大的影响。

为了更清楚的观察日本制造业各行业在各都道府县的分布，通过计算区位商指数 ，对制造业各行业在地区的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列出了1989年、1994年、1999年、2004年和2009年的各行业规模位列日本全国前三名的都道府县。如表4所示，虽然冲绳县、鹿儿岛县、德島县等地区的专业化程度较高，但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制造业比较落后，产业构造也较为单一，2009年冲绳县及鹿儿岛县的从业人口数合计不足10万人，仅占全国1.2%，所以不具有区域间的可比性。排除上述因素，可以发现都市部的优势比较明显，例如北海道的食品加工制造业、爱知县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大阪府及千叶县的金属制造业、东京都的印刷业及相关产业等。

于集聚度的测度方法，学术界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由于对数据的要求较高，并且根据选择指标的不同，计算结果很容易产生偏差。下面分别运用EG指数与克鲁格曼产业集中指数计算2009年日本制造业分行业的集聚水平，并对二种方法的可比性进行分析。

如表5所示，两种指数的排名具有高度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将两种指数测度2009年产业集聚所得结果进行拟合，见图2，相关性也非常好。因此可以说，两种测度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具有较高可比性，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测度结果的准确性。

三、日本都市圈及中心都市的制造业产业专业化

如表6所示，本文计算了2009年日本各地区的制造业的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与HHI指数，并按专业化指数的高地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排名前5位的是冲绳、鹿儿岛、北海道、青森、鸟取；排名后5位的是兵库、神奈川、茨城、琦玉、群马。

冲绳及鹿儿岛等区域由于从业人数非常少，出现了过大估计的结果，并不具有可比性。排除这些因素，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北海道由于食品加工业的传统优势，保持着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他如兵库、神奈川，琦玉等都市地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

以制造业为中心的都市产业集聚，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东大都市圈、中京大都市圈、京阪神大都市圈是日本传统的三大经济核心区。通过考察三大都市圈1995-2009年的制造业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可以发现中京都市圈仍保持专业化程度的稳定增长，而关东都市圈与京阪神都市圈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

为了观察三大都市圈时间序列的变动趋势，对关东、中京、京阪神都市圈制造业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变化做时间回归预测，并分别用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移动平均以及多项式进行拟合，结果4次多项式的拟合度最高，除京阪神都市圈 值为0.78外，其它的 值均达到了0.94以上。从发展趋势来看，根据拟合方程进行预测，关东都市圈将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中京都市圈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而京阪神都市圈则呈现较快的下降趋势。

与传统三大都市圈相比，新兴的四大地方都市圈表现出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中，札幌大都市圈发挥了食品制造业的传统优势，专业化指数一直保持在0.74-0.78之间。仙台、广岛、福冈•北九州大都市圈也平均保持着0.35的专业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制造业的发展的重心，在逐渐向地方都市圈转移。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来观察7大都市圈的12个中心都市的专业化水平变动趋势。在期间，也可以捕捉到地方都市圈中心都市的专业化水平平均高于传统3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整体来看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

四、总结性评述及对我国的经验启示

（一） 总结性评述

通过上述对日本及其都市集聚经济现象的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自1989年以来，日本制造业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从整体来看日本制造业的集聚水平保持着稳定的态势。在这个阶段，生活消费工业与部分机械设备工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分散的趋势。这些产业包括；食品加工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制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印刷业及相关产业、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等。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日本后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都市化水平的提高。与此相比，部分行业集聚比较明显，例如；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等。纺织工业作为日本传统优势产业，随着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大逐渐丧失其优势。化学工业也由于日本太平洋工业地带的解体，而导致了产业规模的缩小。此外，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也是金属、机械制造等行业集聚程度缓慢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二、2009年，日本制造业分行业集聚度水平较低，行业集聚度超过0.05的高集聚度行业只有毛皮皮革加工制造业。中集聚度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印刷业及相关产业、室友加工、炼焦。而大部分行业属于低集聚度行业，占制造业行业的78.9%。究其原因，毛皮皮革加工的高度集聚主要是由于日本传统的产地型集聚发挥了主要作用。而由于日本制造业生产机能的海外转移，而导致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使得大部分制造业行业一直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

第三、通过计算区位商指数 ，对制造业各行业在地区的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可以发现都市部的优势比较明显，例如北海道的食品加工制造业、爱知县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大阪府及千叶县的金属制造业、东京都的印刷业及相关产业等。

第四、2009年日本各地区的制造业的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最高的为是冲绳、鹿儿岛、北海道、青森、鸟取，其专业化指数在0.66以上；专业化指数最低的为是兵库、神奈川、茨城、琦玉、群马，其专业化指数均在0.26以下。北海道由于食品加工业的传统优势，保持着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他如兵库、神奈川，琦玉等都市地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

第五、通过考察三大都市圈1995-2009年的制造业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可以发现中京都市圈仍保持专业化程度的稳定增长，而关东都市圈与京阪神都市圈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与传统三大都市圈相比，新兴的四大地方都市圈表现出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中，札幌大都市圈发挥了食品制造业的传统优势，专业化指数一直保持在0.74-0.78之间。仙台、广岛、福冈•北九州大都市圈也平均保持着0.35的专业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制造业的发展的重心，在逐渐向地方都市圈转移。

（二） 对我国的经验启示

我国的产业集聚发展与城市化建设正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对日本产业集聚与都市发展的研究对我国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及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加大我国三大都市圈集聚经济发展力度，从而带动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集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而东部三大都市圈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应继续发挥都市圈的集聚经济效应。加大我国三大都市圈集聚经济发展力度，是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及中国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日本都市圈的集聚经济发展证明了城市集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通过城市集聚效应的扩大，伴随着要素的充分流动和产业扩散必然会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地区间的差异也将更快得到缩减。

第二、明确产业集群发展的主体，加大支持力度。

技术创新是促进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断的创新与变革使得产业集群化程度越来越高，从而形成整体的竞争优势。日本等发达国家主要是依托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与此相比，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步较晚，各方面的积累并不能完全支撑技术创新的需要。因此，我们仍然需以大企业为依托，在促进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发展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同时，还要针对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并制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及相互间的网络联系提供平台。

第三、构建经济协调机制，推动区域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根据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相结合的原则，构建区域间经济协调机制，对实现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共享，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发挥各地区优势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建立区域间产业分工体系。各区域根据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和企业优势选择支柱产业，要注重现有基础、产业关联、经济效益、技术含量等综合指标。根据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支柱产业的发展明确确在区际分工中的位置，从而有序地推动各区域开展优势互补、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协作，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并且具有较强互补性的区域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 Ellison and Glaeser，“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 Dartboard Approac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Vol.105，pp889-927.

[2] Fujita and Tabuchi，“Regional Growth in Postwar Japan”，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7，Vol.27，pp643-670.

[3] Jacobs，The Economy of City，Vintage Books，1969.

[4] 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Vol.99，pp483-499.

[5]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Vol.22，pp3-42.

[6]石丸哲史．サービス経済化と都市．日本；大明堂．2000.

[7]徳岡一幸．“1995年国勢調査結果に基づく標準大都市雇用圏とその課題”．同志社大学経済学部working Paper,1998，No．7.

（编辑：何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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