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忞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的十个“第一”

曾志忞先生(1879－1929)是清末民初学堂乐歌时期重要的音乐教育家、活动家，他热心致力于开展普及音乐的社会活动与学堂乐歌的编写，作为我国近代音乐教育重要的先驱者，为近代音乐文化的引进与发展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

曾志忞早年执教于蔡元培创办的南洋公学，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03年转入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音乐。从留日期间起，曾志忞就积极地开展了多方面的音乐活动，涉及范围相当广泛，他的一系列音乐著述和音乐活动在当时的留日中国学生和国内学堂乐歌教育界中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且，仅在1903－1911这短短几年期间，曾志忞还创造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诸多堪称“第一”的先驱性记录，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现总结为以下的十个“第一”：

1903年8月，留学日本的曾志忞在“留日江苏同乡会”于东京编辑出版的中文杂志《江苏》第六期上发表了《乐理大意》一文，介绍西洋乐理知识，该文是目前所见的中国人最早发表的介绍西洋乐理的文章，曾志忞也由此成为中国近现代第一位在汉文中公开使用“乐理”一词的人。

1903年在继《乐理大意》发表之后，他又在同一刊物《江苏》的第七期上以简谱和线谱对照刊印发表了《练兵》《扬子江》《秋虫》等六首乐歌，这六首乐歌为迄今所见到的最早公开发表的乐歌。

1904年4月，由他编著并在东京出版的《教育唱歌集》，也因早于沈心工编著的《学校唱歌集》(第一集)一个月而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唱歌教科书。

1904年8月，曾志忞出版了由他翻译并补充部分内容的《乐典教科书》，该书也被史学界称为目前可考的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由中国人编译的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音乐体系的乐理教科书。该书中的内容、术语等为后来的乐理教科书的编订奠定了基础，为西洋乐理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04年10月起，曾志忞编著出版了袖珍丛书《音乐全书》，包括《乐典大意》《唱歌教授法》《风琴练习法》三部分共三册，次年3月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发行，其中的《乐典大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乐理知识的普及读物。

1905年9月和11月由其撰写并连续发表在出版于东京的月刊《醒狮》创刊号和第三期的《和声略意》一文，是中国人介绍西方和声学知识最早的一篇文章。

此外，曾志忞还是我国最早提出创作“新音乐”的音乐家。1904年5月起，他在梁启超创办并任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该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

1904年5月，曾志忞在沈心工创建的“音乐讲习会”的基础上，发起组建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第一个新式音乐社团——“亚雅音乐会”，旨在“发达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

1907年，曾志忞回国后，继续从事社会音乐活动，1911年前后还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支由国人组成并由其亲任指挥的西洋管弦乐队，它比通常所说的我国最早的管弦乐队——萧友梅于1923年创建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乐队，至少要早十二三年。

综上，由曾志忞所开创的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十个“第一”主要反映在：言“乐理”，公开发表乐歌，编写乐理教材、乐理知识普及本、唱歌教材，介绍和声学，论“新音乐”、阐述音乐教育思想，组建新式音乐社团，创办西洋管弦乐队等多方面的音乐活动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曾志忞最初从事这些音乐活动之时，萧友梅还尚未开始从事实际的音乐活动，李叔同、沈心工当时所进行的音乐活动的范围也没有曾志忞广泛。所以，曾志忞是当之无愧的我国近代音乐教育、音乐理论和社会音乐活动方面的重要先驱之一，梁启超先生在《饮冰室诗话》中对他亦是推崇备至：“上海曾志忞，留学东京音乐学校多年，此实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

不过，由于曾志忞的音乐思想主要是在留学日本期间形成的，时而激进，时而消沉，不够成熟稳定。再加上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他未能紧随时代潮流而前进，在后期没有将音乐活动继续坚持下去。所以在近现代音乐史上，曾志忞的地位、影响与相关评价总是远不如与他同时代的沈心工、李叔同等人，甚至在某些时候近乎被人遗忘。

但鉴于曾志忞在引进近代西方音乐文化、致力于开展普及音乐的社会活动以及音乐著述、学堂乐歌编写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们应该正视并客观评价曾志忞——作为一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创下如此众多“第一”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他是不应被后人遗忘的。

刘绵绵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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