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与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的发展

摘 要：王越，当代知名教育家、“百岁大学校长”，1958-1970年、1978-1982年两度任“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副校长。他心系华侨高等教育发展，积极参与暨南大学的重建、复校工作，协助陶铸校长主持校务，还参与筹办暨南大学医学院，关心侨校教学科研与学生德育工作，为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与复校作出重要贡献，在百年暨南史乃至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关键词：王越；暨南大学；华侨高等教育

王越（1903-2011），广东省兴宁县人，当代知名教育家、“百岁大学校长”，其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充满传奇色彩。他出生于清末，求学于民国时期，师从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并形成一生的教育理想，受教于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并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启蒙，在战火纷飞中锤炼了气魄和胆识，在文革的阴霾中仍寄情教育史研究[1]，曾于1958-1970年、1978-1982年兩度出任“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副校长，为教育事业奋斗近80载。2018年是暨南大学①老校长王越诞辰115周年，也是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60周年、复校40周年。作为一名广受赞誉的教育家，王越可谓“一树满桃李，两度履暨南”，为暨南大学1958年重建与1978年复校作出了特殊贡献，对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在华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奉献了毕生心血。学界对陶铸、廖承志与华侨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对王越在推动华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几乎未有涉猎，仅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见诸报刊，个别学术论文从某一角度对王越进行专题研究，如彭梅蕾发表于《高教探索》（2011年第4期）的《百岁教育家王越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探讨了王越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诠释了王越作为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与个性特征。本文依据暨南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暨南大学校史及与王越相关的回忆录、传记、访谈等资料，着重阐述王越对 “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的两度恢复、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一、苦心擘划：参与“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重建

以传承中华文化薪火为己任的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间国立华侨大学。1949年8月，囿于师资缺乏、经费紧缺、生源日减等多重困境，暨南大学并入复旦、交大等高校。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海外侨生纷纷回国求学。为了满足海外侨生考升中国高等学校的迫切愿望，广东省政协等部门提出在地处沿海的侨乡广东筹办一所华侨大学。由于暨南大学历届学生多系海外归国侨生，毕业生在南洋各地为数众多，与海外华侨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在爱国民主运动中有着光荣历史，因此在广东筹办这间大学决定沿用“暨南大学”的名称。[2]1958年秋，在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委（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及省政协的共同倡议下，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

根据广东省政协第25次常务委员会的决议，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原华侨大学筹备委员会）于1957年9月12日成立。[3]1958年9月24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宣布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结束。随后，暨南大学建校委员会成立。建校委员会共有38名委员，由内地及港澳地区热心教育事业的知名人士、相关部门负责人构成，广州市市长朱光任主任委员，王越、陈序经等13人任副主任委员。是年，王越从中山大学教务长调任暨南大学第一副校长。次年11月，上级批准陶铸正式兼任暨大校长。[4]

暨南大学重建初期面临诸多困难。重建后的暨南大学是在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的基础上逐步扩建而成，但当时该校移交给暨大的校舍只有约35000平方米[5]，远远不能满足办学需要。兴建校舍、扩建校园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关怀、支持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热心赞助下，暨大根据发展规划，有条不紊地分批兴建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幼儿园、饭堂。王越作为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积极参与暨南大学筹建工作，兴建暨南大学校舍，筹措暨南大学办学经费，改善暨南大学校园环境。暨南大学的各项工作迅速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至“文革”前，暨南大学业已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招收和培养了大批华侨青年，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建设人才。“这里有中央的支持，有华侨、港澳人士的赞助，有陶铸的领导，但是在学校现场总其成者是王越、梁奇达，他俩一政一党、一文一武、一宽一严、一缓一急，是在知识结构、领导艺术、工作作风等方面可以互补的理想搭档。”[6]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昌高度肯定王越对于重建暨大的重要贡献。

（一）参与筹备新设专业

1958年9月8日，在暨南大学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出席人员有：陶铸、梁奇达、王越等17人。大会主要讨论了开学前的有关筹备工作。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学校筹备办公室主任梁奇达向大会通报了学校基建、招生、科系基本情况。王越在会上就暨南大学的专业发展方向发表重要意见，提出设立财经系、纺织系，以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7]此次会议还根据陶铸同志的意见，成立了新系专业筹备组，由王越、梁奇达、史丹三位副校长分工负责，并由有关单位协助开展筹备工作。[8]至重建后的1960年秋，暨南大学就已成为一所颇具盛名的文理综合大学，包含中文、历史、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7大系及11个专业，另设预科。[9]

（二）谋划学校基建用地

因学校用地面积较为紧缺，为了暨南大学的长远发展，陶铸每两周抽空来校，与王越共商学校发展大计。当时学校附近有大片农田，王越在陶铸的支持下，致函广州市市长朱光，提出村民每交一亩地就可让两人进暨大当工人。暨南大学校舍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并于1958年9月如期开学。[10]“扩建后，暨南大学的校舍南从黄埔大道，北至南大路，东起工业区转运铁路，西到石牌村，占地面积共三十七万平方公尺。”[11]

（三）多方筹措办学经费

在1958年3月20日广东省教育厅上报国家教育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暨南大学的办学经费，政府负担三分之一，华侨投资公司负担三分之一，学生学费解决三分之一。[12]为了筹措办学经费，王越和其他校领导积极吸纳华侨捐款。1959年4月21日，王越致函梁奇达（时任暨南大学党委代理书记），详细说明华侨捐款的相关进展。[13]广大华侨、归国侨眷和港澳同胞热心参与祖国教育发展，积极捐资助学，仅1958年，就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捐款共计200余万元。[14]其中，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知名人士王宽诚捐资100万元兴建暨南大学教学大楼，成为当时广东省最大的教学大楼，解决了师生上课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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