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学校教材编译机构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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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基督教与教育”关系的重要性逐渐被在华传教士认同，一批高质量的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始在神州大地涌现而来，由此学校教材的缺失开始成为创办学校者面临的一大问题，为了尽快摆脱这一棘手的局面，经过一些传教士商议相继成立了几个学校教材编译机构，如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广学会等。这些机构不但为教会学校提供了急需的教材，也为清政府所办的洋学堂提供了所需的教科书。客观地讲，此举对我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抹煞和忽视的。
关键词：近代中国 ；西方传教士 ；学校教材 ；编译机构；教会学校
中图分类号： G4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4）03-0011-08
传教士的译书活动最早可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其中新教传教士翻译的关于非宗教问题的著作总数达108种，约占同期翻译著作总数的14%［1］591。鸦片战争之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传教士纷纷来华办学校、译西书。但是，世俗教育的规模不大，他们的译书活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零星局部地进行。西学大规模引进，早期教会学校登陆，洋务学堂的兴办与学校教材编译的计划性、组织化几乎同步出现。洋务运动时期教会编译学校教材机构在近代教材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这项工作却是由来华以传播基督福音并借此扩张西方殖民文化的传教士承担，西学的传播、 宗教的渗透与教育的革新并行，在教材编译中汇聚在了一起，发生了复杂而多元化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因所涉问题复杂，加之作者学力有限，故不当之处，尚祈指正为盼。
一、近代学校教材编译机构
产生的历史背景随着新教传教事业发展，传教活动的某些领域中也出现了向专业化方向重要转变，最明显的就在医学和教育方面，当他们与单一的布道目的局部偏离或某些程度的分道扬镳以后，便具有半独立性，不论就学科教育，还是传教士本人而言，专业标准都提高了。向中国传播西方医学知识的重要媒介是医学著作，最著名的早期作者是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Benjamin Hdson），他编辑的书籍多年来都是标准读本，解剖学著作《全体新论》（广州，1855年版）被收入中国主要类书中，以此获得极高声誉。后来，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博士、英国传教士德贞（J·Dudgeon）博士及傅兰雅（John Fryer）等人都翻译了大量医学著作，其中包括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这些著作对读者的影响常常是传教士所不能直接作为的，他们有助于使日益增多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知识。
19世纪70年代初以前，传教士设立的学校主要录取教徒的孩子，耶稣会士管理江南的江苏、安徽教皇代牧区， 1878-1879年有345所男校和62 222名男学生，213所女学校和2 791名女学生，
收稿日期：2014-01-16
作者简介: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教育学原理。
到19世纪最后几年，江南天主教学生的总数已逾16 000名［2］98。 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带有世俗性的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肯定。根据1877年和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两次“在华传教士大会”的报告。教会设立的学校逐渐发展，初步统计：1876年，男日校177所，学生2 991人，男寄宿学校31所，学生647人；女日校82所 ，学生1 307人，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传道学校21所，学生236人。学校总数350所，学生总数5 795人。1890年，学生总数为16 336人。13年中，学生人数增加近两倍。约一万余人［3］73。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东来，推动了西学东渐浪潮，在学校教育领域，引起了对旧式学校的非议。在中国，除了传教士办的许多教会学校外，国人也不断创设以西学为教育内容的新式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并非传统儒学经典及据此而编的蒙学教材所能满足要求。于是，国内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先进人士积极谋求教材的革新，改造传统教材，使之部分地适应教育改良的趋势以及新式学校教学对新知识、新思想的要求。但是，教材建设仅靠少许改编课本并不能满足新式学校日益增加与学科课程不断细化的要求，因此需要设立专门机构以编辑教材。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美华书馆、墨海书馆，是著名的早期译书机构。此后的一二十年间继续开设了几处译书局，传教士在华的译书活动没有很大的发展。此外，受当时译书风气炽热的感应，有的西学著作译述者还从事传播发行及推销的工作，如傅兰雅于1875年成立了格致书室，主编《格致汇编》长达15年之久，对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医学等知识都有介绍，开辟了趣味性较强的“格物杂说”“博物新闻”等科学栏目，介绍有贡献的西方科学家，成为近代最早的通俗科学刊物。格致书室同时又销售发行新式教科书，并译印了若干科技书籍。
中国近代学校教材早期发展史上最具里程碑式意义的是“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这一以西学教材编译为职责的机构无论在文化、教育，还是在出版事业都有重要地位。与后继者中华教育会、广学会一样，他们都非常注重改善教会学校的实际教学困惑，编译各类学科的学校教科书，而且与中国教育有关的事务均在其关心范围。
二、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根据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的建议，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从此正式诞生了中国近代编译出版教材的专门机构。关于该机构的产生及与新教育的关系，国外学者对此的分析或描述能增加我们的认识：
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间，新教徒对于非宗教的教育普遍采取否定立场。但是，大约从新教传教士在华第一次大会（1877年）前后开始，情况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恳求传教士同道们在教育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虽然狄考文当时受到猛烈地批评。但是，冰层打破，后来10年间，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转而赞助他的立场了。主要有狄考文的发言引出了1877年会议的另一重要结果，即设立一个益智会，由傅兰雅董其事。此会的委员们信奉狄考文所提出的主张，即“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1］621
会议决定，任命丁韪良、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林乐知、黎利基(Rudolph Lechler)和傅兰雅等组成委员会负责筹备编辑一套初等学校教材，以适应当前教会学校的需要。
委员会成立后，召集了几次会议，就下列各项决定取得了一致意见。
第一，议决：为筹备编写两套中文教材，即初级教材和高级教材，作好准备工作，两套教材体裁必须文理简洁；暂不翻成北京方言。
第二，决议：两套教材必须包括下列科目：
1.初级和高级的教义问答手册，以直观教学的形式，各分三册。
2.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
3.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