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见解，调和的精神

摘要：廖世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其教育生涯始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和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在这８年里，他主张重科学、尚保守的学术氛围，逐渐形成了其重研究、尚实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基础。这些都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廖世承；教育思想；当代意蕴

中图分类号：G５２９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２）０７-00０３-0４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国民中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其产生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初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和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１９１９年，廖世承先生在美国获得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育科教授，同年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主任。１９２１年，国立东南大学及其附中正式成立，廖世承先生同时出任东大附中主任。１９２７年春，廖世承先生离开东大附中。廖先生教育生涯的最初８年奉献给了南高师附中和东大附中。这一时期，廖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一、重科学、尚保守的学术氛围

廖先生在附中的８年里，大学及其附中的校长是郭秉文先生。郭先生生平为人为事，始终是“和”、“平”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并将他当年在南高——东大的办学方针归纳为一个“平”字，提出“四个平衡”的办学理念，即通才与专才、人文与科学、师资与设备、国内与国际的平衡［１］。而他的“和”则表现在东南大学融汇了中国科学社和《学衡》杂志社。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等人，任鸿隽任社长。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８年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学衡》杂志是以研究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的刊物，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学贯中西的新派文人担任主编。它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在中国的文化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不同的保守主义思想阵地。

作为当时第二所综合型国立大学的东南大学，与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北京大学效仿德国大学模式，东南大学主要效仿美国大学模式。前者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后者强调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工业的结合。二是北大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提倡新文化，南高师以《学衡》杂志为中心提倡古典人文主义。当时有人评论“北大尚革新，南高尚保守。”而东大副校长，也是学衡派核心之一的刘伯明先生说：“与其称北大为革新派，南高为保守派，毋宁谓北大重文学南高重科学比较的合乎实际。”［２］

廖先生在附中的８年里，对其较有影响的是大学教育科主任、教务主任陶行知先生。陶行知１９１４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赴美留学，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师从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１９１７年回国，受聘于南高师，教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１９１８年３月代理教务主任，１９１９年任教务主任，后兼任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直至１９２３年。在这一期间，陶行知撰写了《教学合一》一文，提出“先生的任务在教学生学”，倡导教学法，批判教授法，在教育研究史上最终确立了教学法的概念。另一个成果是推进《改良课程案》，明确提出“本校适用选科制，但须含下列４项之要素：（１）学生所习学程，一部分为必修，一部分为任选；（２）一科之学生可以选择他科之学程；（３）学生成绩以学分计算；（４）学程之统附以学科为根据。”［３］

同时，两位先生还对附属中学的办学给予了定位，郭秉文先生在《施行新学制后之东大附中》一书的序言中说：“夫各国大学，多有附属中学之设，其旨约有三端：一、所以为升入大学之预备，以得训练上一贯之利；二、所以备大学学生视察实习之所，以得就近驾便之益。三、所以藉大学之设备与环境，发展中等教育之事业，以为专办中学者之借镜。”陶行知先生也论及大学附属中学的办学定位，并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附属中学比平常的中学责任重些。他除必备学生给你升学和服务外，还可有下列几种义务：发现学理，由实验而发现新的学理。印证学理，由实验而印证他人所发见之学理之确否。实习学理，即通行之实地教学。推广学理，即模范之意。”［４］

廖世承先生与郭秉文先生、陶行知先生，有着大体相似的学术经历。他们学贯中西，既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又深谙中国文化，共同营造了重科学、尚保守的学术氛围。重科学的学术氛围，涵养了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促进了教育科学化的进程，使东大附中成为中国中等教育的实验中心。尚保守的学术氛围，造就了“和”、“平”的思维方式，所谓“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谓“平”，则是多种要素的平衡，使东南大学及其附中的教育文化具有稳健的特质。

二、重研究、尚实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南高师附中和东大附中时期廖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极其丰富。主要论著有１９２０年出版的《智力测验法》，１９２４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１９２５年与陈鹤琴先生合编的《测验概要》。发表的论文有３３篇之多。在教育实践上，是他在东大附中主持了以改革学制和课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运动，奠定了我国的“六三三”学制，至今实行；是他用实验的方法对比了班级授课制和道尔顿制的长短优劣，坚持班级授课制，同时吸收道尔顿制的特色；是他提出了分科教学和选修科教学的思想。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廖世承先生主持下，所开展的道尔顿制教学改革实验。

道尔顿制是由美国帕克赫斯特提出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旨在克服班级授课与儿童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它主张：（１）废除课堂教学，将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按各自的进度完成任务，更换公约；（２）将教室改成各科作业室，陈列相应的参考资料与实验器具，并配备教师指导学生；（３）用成绩记录表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实施弹性的毕业年限。道尔顿制的实施有三条原则：（１）自由，即教师根据学生能力制订相应学习任务，鼓励学生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和方法；（２）合作，即打破班级界限，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团体生活中自动地相互活动；（３）时间预算，即完全取消课程表，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自订计划，自主学习。因此，道尔顿制实质是一种注重因材施教和培养独立学习能力的个别教学制度［５］。

道尔顿制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传入中国，并且很快风靡起来的原因，正如舒新城所说：“从前的私塾发现弊端，为社会上的先进者所怀疑，于是有年级制的学校；近来年级制发现弊端，于是有学科制的改革。我们实行学科制时间有数年了，亲自试验过的学校也有数处了。去年以来，因为我们在教育上有自由试行主张的机会，昔日我们所想到的好处大部分都得着了，想不到的难题也大部分做过了。但上面所讲的疑问与困难，还是一天一天地增多，于是我们便想到非根本改革现行的教授制度不可。适逢道尔顿制从欧美传到中国，被我们知道，觉得这种办法在事实上可以解决我们困难的大部分，在理论上也可以答复我们疑问的一大部分。”［６］面对道尔顿制，廖世承先生先做理论的研究，接着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实验研究，最后写出《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

廖世承先生分析道：“道尔顿制的特色，在自由与合作。不过合作一层，任何方法——如班级教学、分团教学、设计教学、社会化教学——都很注意。道尔顿制对此层，无特殊的贡献，故暂不置论。”“自由的意义，大概两层。一层是打破班级教学的制度，各个儿童得随自己的能量进行，不受同班的牵制。二层是在功课指定的范围以内，儿童得自动的研究。对于这两层，我却有几句话要说。”“班级教学，果然有缺点，但也有他的特色。”“凡采用选科制的学校，大都以学科升班。如某科不及格，即留某科。”“进度的伸缩，道尔顿制与学分制或者相等。不过学分制的结束，须一学期或一学年，道尔顿制的结束，只须一学月。”“攻击班级教学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班级教学偏重被动的学习，道尔顿制注重自动的研究。这句话也有问题。班级教学与被动的学习，并无绝对关系。分团教学、设计教学、社会化教学，何尝非班级教学，何尝不注意自动。”“去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属林肯学校主任卡德维尔博士来华，曾到附中参观。作者同他讨论道尔顿制问题，据他个人的意思，此制或适用于特殊班学生。所谓特殊班，就是指‘天才生班’或‘低能儿班’。”“我国学校采用道尔顿制的学校，至少注意下列三点：（１）对于道尔顿制式的个别指导，教师是否有充分时间，学校是否有充分设备？（２）解决升级问题，学校是否可全体采用道尔顿制？对于升校一层，是否可不发生困难？（３）学校是否有组织特殊班的必要？在特殊班中推行此制，于全校的进行有无阻碍？”［７］在这里，我们看到廖先生对比了班级授课制与道尔顿制的长短优劣，指出道尔顿制在我国当时条件下实施的制约因素，同时中肯地指出道尔顿制对天才生和低能儿班是适合的。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实施新课程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但他又丢下一个问题，说在特殊班中推行此制，于全校的进行有无阻碍？今天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各种方案中，一些学校将一小部分学生选拔出来，进行特殊培养，对全校有无阻碍？这种阻碍不仅是操作方式上的阻碍，更有教育公平观的阻碍。

最后，廖先生更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他总结说：“我们须注意一点：采用任何方法，当先问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何种方法能达到我的目的？不应当问，怎样可以推行这种方法？”是目的决定方法，而不是方法成为目的。这在我们推行各种新型教学法的时候须特别注意，是否会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概括起来说，这一时期廖先生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特色是：重研究、尚实验。这在他论述治教育者的三种资格和治中等教育者的三种精神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承尝谓治教育者，至少三种资格：（一）略谙教育原理，（二）确具实验精神，（三）有恒心。三者缺一不能收美满之效果。惟不谙教育原理，故宗旨不定，俯仰随人，徒知剿袭成法，而不克独舒（抒）所见。惟缺乏实验精神，故因循敷衍，每事盲从，但矜新奇以眩世，而不问究竟。至于喜近功，乏远虑，有良好之主张，不能始终贯彻者，则以无恒心故也。”［８］“我意以后从事中学教育的人，至少须具三种精神：第一，须有积极研究的精神。凡各国的现状，社会的组织，教育的设施，自身专修的学问，都应时刻注意，继续不断的研究，以免思想偏颇或浅狭的弊病。第二须有用于尝试的精神。教育是流动的，非一成不变的，所以须随时改进，不过改进时候，须抱实验态度，不可囿于成见。第三须有艰苦卓绝的精神。成败置之度外，劳怨在所不计，奋斗坚持，以贯彻一己之主张为目的。质言之，教育家须带有传教的精神，方可战胜一部分的恶势力。”［９］说得太好了，今天我们的教育家需要一种传教的精神，才能在学生发展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缠绕中，在学生个性发展和社会要求的张力中，在学校发展和社会功利追求的博弈中，战胜急功近利的恶势力，才能回归教育的真正本质。

三、“独立的见解、调和的精神”之当代意义

在２０世纪初，廖先生仿佛具有先见之明地看到：以后的中等教育问题，必定有许多争论。我们要避免无谓的争执，收到真实的效果，对于“独立的见解，调和的精神”十个字当用工夫。

“独立的见解须根据学识，学识从研究得来。调和的精神须根据经验，经验从实行得来。倘使我们希望中学教育进步，我们唯有多研究，多实行。研究多，实行多，然后学识丰富，经验充足，能真具‘独立的见解，调和的精神’。”［１０］这是研究和实验的结论，这是理论品质和实践品性的要求。

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看”的问题，实践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办”的问题。理论要追求的是认识的正确，实践要追求的是行动的成功。“实践具有具体详细的特点，理论具有概括性的特点。”实践的具体性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通过还原各种要素来实现。“理论的概括性只能通过提取理论精华与赋予其理想化色彩来实现。”“实践的艺术是理论补充的艺术，它为实践服务，为实践描绘蓝图，而这是理论所不能做到的；折中的艺术是我们为实践做准备的艺术，是我们对可作为课程决策依据的每一种不同理论所透射出来的歪曲或局限的观点，进行分析与选择的艺术。”［１１］一句话，理论上要有独立的见解，实践上要有调和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方法论的原则，必然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使其所论述的问题，具有跨越时代的意义。试举几例以证明：

１．中学培养目标问题。一是提倡国家主义，以为中学一切设施，当以国家主义为中心，不应专事个性，培养职业人才。一是提倡个性主义，完全根据个性的适应及自由的精神。我们看这几十年来的教育培养目标，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一会儿是社会本位，一会儿是个体本位。廖先生认为：“中学的重要目标，在就各人个性，养成社会各界有用的人才。此种人才，律己能安分，对事能进取，对于国家能具远大的目光。”这个目标既不是过度社会化的，又不是极端个性化的，而是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统一。

２．中学行政问题。有人主张独裁制，有人主张合议制。主张独裁制的说：校长为一校的领袖，各事应由校长负责。一人决定后，立刻执行，做事效率可以加大。教育的学识经验不一，有学识而无经验的新教员，校长应尽指导之责。主张合议制的说：民国应注重群治，养成群治的精神，当自学校始。教职员中间往往有一鸿沟的界限。除掉这个界限，须提倡群治。

廖先生则认为：我觉得双方议论，都有理由；但也有弊端。独裁的害处，至少有两种。第一，学校不是一个人办得好的，应该同理合作，才能得到真实的效果。倘使凭一个人的力量，维系全体的精神，那便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了。第二，中学校内时常闹风潮。学潮的发动，不仅在学生方面，教职员的误会，也为主要原因。……合议制的害处，至少也有两种。第一，“筑室道谋”，议论多而成功少，并且做事迂缓，效率减少。第二，事权不统，少数人易操纵多数。

“在二者之中，我人可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全校的事权，仍须统一。不过校长须认定他的主要责任为指导职教员，它的成绩，不在他本身所做的事，在督促别人做的事。他必须研究各教员的长处，使这种长处有充分发展的机会。这样不单是学校事业方面得到益处，并且可以养成一种协作的精神。”［１２］这些对我们现在研究现代学校制度不无启发。

３．英文教学问题。一派认为：普通中学完全废除英文教学，要升学的学生可于毕业后专攻英文一年，应改中学英文为选修科。另一派认为：中学最重要的科目是英文，不单是英文列为中学主要的必修科，并且其他也都采用英文原本，各科考试用英文试卷。这两种议论直到今天仍然不绝于耳，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所谓双语教学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听到说不做学术研究的工作的，可以不要外语学习。当然，廖先生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他是通过学科选科制来解决的。

今年是廖世承先生诞生１２０周年纪念，距离他的逝世也有４２年了。南京师大附中今年正值建校１１０周年。然而，先生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带领东大附中创造了２０世纪初中国近代中等教育史上的辉煌，永远镌刻在南京师大附中的历史中；他的思想和实践依然合着时代的节拍，继续推动南京师大附中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３］冒荣﹒至善至平 鸿声东南［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许小青﹒政局与学府［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陶行知﹒中学教育实验之必要［Ｊ］﹒中等教育，第一卷第一期，上海中华书局发行﹒

［５］高翔，张伟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道尔顿制实验回顾与思考——以东南大学附中为例［Ｊ］﹒教学研究，２０１０（０１）﹒

［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８］［９］廖世承教育论著选［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０］［１１］［１２］廖世承﹒今后对于中学教育应取的方针［Ｊ］﹒中华教育界，第十四卷十期（１１）科学、课程与通识教育——施瓦布选集［Ｇ］﹒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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