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两所女子大学的比较研究

摘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与金陵女子大学是民国时期两所重要的女子大学,其不同的教师群体及其教育、性别观念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教育环境。在这种教育环境的影响下,两所学校的女学生亦产生了迥异的身份认同和思考方式,从而在社会政治活动和婚恋等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的行为取向。

关键词:女子教育;教育文化;教会教育;性别观念

在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图景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下简称女高师或女师大)与金陵女子大学是两所重要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两所学校都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杰出的高级女性人才,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女高师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女子大学,其生源数量、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在当时女子高等教育中处于领先地位,从1917年筹建到1924年,短短几年时间,为社会输送了300多名毕业生,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包括社会政治活动家、妇女运动领袖、著名作家、学者在内的知名女性,成为当时国人自办女子高校的中心。[1]而发端于基督教教会教育、在中国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金陵女子大学,自1915年创建至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到1951年和私立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在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中,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办学特色以及卓尔不群的毕业生群体,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最大,办学最具特色,并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的女子大学。

然而假如从教育文化的视角审视,两所学校却存在极大差异。不同的教师群体及其教育、性别观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两种教育文化环境,并进而影响到女学生的身份认同和思考方式,致使她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开始重新建构自我。本文从文化环境与性别视角出发,研究20世纪初两所女子大学的性别文化、教育环境与女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认识及行为选择,揭示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文化形态丰富、复杂和多样的面相。

一、迥异的教师群体与教育文化环境

如果说我们可以在装订精美的回忆录、英文年报以及连续出版的学生杂志中寻觅到金陵女子大学的旧日踪迹,那么,有关女高师的内容则可能出现在当时报刊杂志关于抗议和游行示威的报道上,在激进知识分子倡导妇女解放的言论与活动上,在与当时北京一些著名大学的男生们组织的各种学会上。当然,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也许主要在于两者不同的教育文化环境。创立于1917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其目的是为迅速发展的女子教育提供师资。从社会政治和性别视角审视,在跌宕起伏的十余年的发展中,它更像是一部女性的解放和斗争史,它与当时社会上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和妇女解放的时代主题紧密相连。与此不同,1915年由美国基督教差会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却有另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环境。考察两所学校的教育文化环境,可以看到,作为教育文化的主体,两所学校的师资无论是在来源、身份认同、思想、教育理念上都存在极大差异,迥异的教师群体形成了两所学校不同的教育文化环境。

1. 激进知识分子的教师群体与自由主义教育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发起了一场空前激烈、深刻的思想革命。他们对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历史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大量由他们创办的宣传西方新思想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追求西方新知的各种学会和研究会也接连不断地出现。其中,倡导妇女解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关于妇女问题的大讨论也成为各种杂志和各界精英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他们看来,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无法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新文化运动的精英知识分子大多在西方和日本接受过现代教育,他们有深厚的国文根底,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有重要的影响,他们大多汇聚在北京的高等学校。作为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女高师自然也成为他们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据史料记载,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蔡元培、陈独秀、沈尹默、许寿裳、陈衡哲等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都曾来到女高师,或担任某一门课程的讲授,或应邀前来演讲,对女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不遗余力。其中,从美国留学归来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年轻教授胡适,曾是女高师学生喜爱的教师。1919年,胡适来到女高师教他自编的中国哲学史,他讲授时,下面总是“黑压压地水泄不通的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聆听他的宏论”[2]。不过,对于这里的女学生来说,印象最深的则是1918年在学校还未正式升为大学时他在学校里演讲《美国的妇人》。他以自己在美国生活中的见闻说明美国妇女的生活方式,极力强调美国女子自立的精神,并提倡中国女子也要培养这种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3]

1920年前后,李大钊也应邀来到女高师国文部,先后为女生主讲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和伦理学。这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把讲堂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励学生以实际行动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还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宣传妇女解放思想。除课堂讲授之外,李大钊还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和指导学生的活动,比如在伦理学课程结束后,鼓励学生们排练话剧《孔雀东南飞》,宣传女性解放、婚姻自由思想。

鲁迅更是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女高师学生的支持。1923年鲁迅应邀担任女高师国文系小说史科教员,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并连续在女高师任教3年。在他的讲授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批判精神,引导学生通过小说认识社会,激发学生要以一种无畏的精神应对生活中的苦难和挫折。针对当时社会上掀起的妇女解放热潮,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女高师作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演讲时礼堂里挤满了听众,走廊外也站满了其他学校闻讯赶来的人。演讲后,学生公演了《娜拉》,连续三天,场场满座。在这次著名的演讲中他鞭辟入里地指出女性要想获得人格的独立,首先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4]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23年至1926年,鲁迅在女高师讲课约80次。此外,他还热情参加女高师学生的课余活动,如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观看学生的文艺演出。课余时间鲁迅与女高师学生的接触也是频繁的,据他在日记中的记载,经常登门求教于他的女高师学生就有20余人。[5]

总之,1920年代,在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急剧发展,西方新思想纷至沓来的情况下,这些激进知识分子给女高师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使女高师形成了一种浓郁的教育氛围,深深影响到这里的女学生。正是受到这种新思想的洗礼,女高师大力提倡民治主义教育,推行个性化教育改革。尤其是在女高师的主要系——国文系进行了极大的教育改革。时任女高师国文部主任陈中凡原是北大教授,深受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育思想影响。1919年底,陈中凡为国文部女生做了一篇题为《学术思潮与教育主义之改进》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陈中凡从分析学术思想的演进趋势入手阐明民治教育的基本理念,并论证民治教育的倡扬正当其时。他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民治教育是顺应潮流、符合实际的。民治教育的精髓是“不当戮戕贼杞柳以为杯惓,宜随个性而发展之”[6],即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为此,女高师国文系制定了一套系统的教育改革计划:在专业设置上实行选科制,在教学方法上倡导讨论法,在考试制度上实行以论文为主的评价方式。其目的就是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增进其研究兴趣,促使学生独立思考,提升其独立研究的能力。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氛围为女生们打破成见,各自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提供了可能。

2. 传教士教师的性别观念和精英办学理念

早期金陵女子大学的教师大多是美国第一代女大学生,其中很多是女权主义者。当时为女子设立的美国女子大学为了证明女性不弱于男性,均以高标准为教育目标,实施精英主义的教育。[7]受男女平等教育理念和美国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一代女性大多追求世俗事业上的成功。然而,现实社会提供给她们的职业空间却非常有限,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依然是贤妻良母。恰在此时,美国的海外传教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相比之下,赴海外传教,犹如拓荒探险,虽险尤荣,能得到社会肯定与心理补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受过教育的女大学生投身到海外传教工作中,其中,在美国殖民势力侵略下的中国,是她们的一个重要目的地。[8]海外传教中教育逐渐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地位而受到重视,大多数女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从事教育工作。

受到美国殖民势力的保护,她们在中国是一个享有特权的群体,与此同时,她们也摆脱了美国传统文化的制约,能够施展自己的职业抱负而不必担心来自社会习俗的压力。身处两种文化的交界和边缘,使她们可以冲破传统的性别樊篱,尤其是在由她们创办或管理的女子学校中,相对自由的环境与独立自信的氛围使这些教师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性别身份和角色。然而,当她们在异国得到了地位和尊严时,她们却是用自我牺牲而不是自我实现来表达她们的成就感。因为,金陵女子大学里的传教士教师大多自幼在浓郁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生活和接受教育,有虔诚的信仰和宗教献身精神以及服务他人的人生价值观念。此外,基督教的性别文化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宣扬性别平等,但是仍然认为,性别是有差异的,善良、慈爱与照顾他人是女性的美德,女性应该用自己的方式服务于国家与社会,教书、为妇女和儿童服务是女性实现基督教理想的方式。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德本康夫人就是一个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女性,出生于美国中部康涅狄格州的她是家中的长女,自幼就加入了教会,她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清教徒。1892年,德本康夫人进入美国东部的名校蒙特霍利女子大学(Mt.Holyoke College)学习。在大学中,她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是学校各种宗教活动的活跃分子,并加入了基督教海外传教组织。毕业后,她和丈夫德本康受雅礼差会派遣来到中国,在长沙的雅礼中学任教。在她看来,留在家乡的女子选择的是一种平庸的生活,而她则正在从事最伟大的事业。之后,在金陵女子大学的筹建过程中,她的坚定、不妥协甚至是强硬的性格使她成为金陵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9]

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夫人选定“厚生”作为学校的校训。“厚生”源自于《圣经·约翰福音》中的经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金陵女子大学选定这一校训,并赋予了它新的涵义,即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样,不但自己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以此引导学生以服务人群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以自己的智慧和牺牲奉献精神积极服务社会。

可以看到,在大学教育中获得的自信与追求更有意义生活的愿望,基督教性别文化和基督教牺牲精神的影响以及其在中国社会这一异域得到的国内女性无法享有的自由和特权等种种因素,形成了女传教士教师复杂的性别观念,并使这些美国妇女在性别角色上体现了双重性。她们开始跨越传统的性别藩篱,但地位与角色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她们已有的性别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她们具有女权主义意识,追求成功与自我实现,但这种意识往往又是以自我牺牲与服务的基督教性别观念体现出来的。这种性别观念强调社会服务,提倡学生通过实际的奉献社会的活动实现自己的价值。20世纪20年代末期,国内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教会大学普遍做了调整:金陵女子大学向南京国民政府立案,取消了宗教系,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吴贻芳担任校长,开始聘用更多的中国教师。但学校依然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吴贻芳是深受基督教教育影响的女性,和这一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她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然而民族忠诚、信仰与西方教育的融合使她更倾向于通过实际的社会服务为国家做贡献。在20世纪20年代及其后中国社会动荡的环境中,她希望在自己的学校里引导学生以这种方式表达爱国情感。她曾记述了在做这些工作时的感受:“我们重又回到了我们一直在学校里倡导的忠诚、合作与自我牺牲的精神上。与参加游行示威相比,这更难做到,……我发现,只要这些女孩子对事情进行审慎地思考,她们就能从经验中学到和理解这种精神的价值。”[10]

性别观念与文化环境反映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上,即是精英主义的教育理念,通过培养社会精英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德本康夫人曾明确指出,“在高等教育期间,要向学生灌输改变家庭、城市、教会和国家的理想。要在所有妇女可以从事的领域中培养领袖人才”[11]。当然,德本康夫人所说的妇女领袖,是指在中国“广传福音”的女性宣教人才和从事基督教女子教育的教师。1928年,吴贻芳担任第二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在尊重和理解学校创始人德本康夫人为学校确定的办学宗旨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调整了办学要求,即淡化学校的宗教目的,强调积极服务社会的精神,以服务人群为人生价值取向,注重学生服务社会的本领的养成。她在就职演说中讲到:“金女大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中国的各种工作……到社会上去,才能适应各种新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工作。”[12]她所指的女界领袖,即“为社会所用”的各个领域的女性高级专业人才。对此,她还专门指出学术修养、专业技能、对婚姻有正确的观念、有基督的服务精神四个标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学校尤其注重对学生高尚人格和服务精神的培养。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金陵女学生一般都以社会为己任,以女子自立自强自励。正如学生在校刊所言:“受高等教育之女子,应知责任之重大,盖社会事业,既不能由男子独负。”[13]

金陵女子大学的课程设置鲜明的体现出精英主义的办学理念。早期金陵女子大学的课程与美国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相似,传统意义上属于男性学科的自然科学如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地理等受到重视,与此同时,注重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和教学。此外,金陵女子大学尤其重视英语教学。虽然1920年代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下,学校设立了中文系,中文教学资料也越来越多,但是英语依然是许多系部的教学语言,教材和参考书、课堂教学与考试均是使用英语,甚至在中文课上教师也是用英语来教授中国的古典诗词。[14]在早期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中,当家乡的方言成了交流的障碍时,英语就是她们沟通的工具。这一状况在当时经常为人诟病,受到来自民族主义的谴责,但在金陵女子大学的教师看来,英语不仅是一种语言,可以在学生面前展示另一个世界,更是培养女性精英的手段,“英语是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大门,是了解整个思想领域的工具,在我们的教育领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教育中国普通民众,我们应当训练学生们成为教会中的领袖人物,为了影响她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我们的这些正在接受教育的学生需要学习英语……”[15]。为保证高水平的教学工作,学校聘用的教师也大多是在美国著名高校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的女性。

二、女学生的身份认同与行为选择

中国传统妇女的性别角色主要是家庭,承担母亲与妻子的职责,相夫教子。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大变迁使妇女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她们开始冲破家庭藩篱走向社会。对女高师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来说,新思想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她们原有的传统性别观念开始改变,她们开始蔑视和反叛传统习俗,而且和这一时期许多青年一样,她们的个性与民族爱国意识开始觉醒,在社会政治、人生道路以及个人情感等问题上,她们开始了不同于传统女性的认识和选择。

1. 爱国主义情感的不同表达方式

爱国主义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运动的主题,尤其是在青年学生那里,腐败黑暗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等都使他们愤慨,令他们觉醒,他们责备政府并纷纷组织起来罢课、抗议示威。在女高师,学生们不仅热烈地探讨各种社会问题,也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他们走出封闭的校园,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参加男性知识分子组织的各种学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就砸开深锁的学校大门,冲破校方的阻挠,跑到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和当天被捕的男生一道入狱,她们希望在同担国家责任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国民权利。[16]从此以后,女高师的学生们勇敢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并在宣传、号召和组织女界学生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她们曾联合北京各女校组成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到街头演讲,游行示威,并发起成立北京女权联合会。在这些活动中,女高师的学生与北京大多数大学的男生一起参加运动,打破了性别隔离的樊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而且,这仅仅是开始,在其后北京的学生运动中,女高师的学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她们反抗权威、反抗腐败的政府,也反抗学校里的专制。1924年至1925年,在女高师校长杨荫榆封建家长制的高压管理下,女高师爆发了学潮,斗争得到了鲁迅的支持,涌现出一批学生积极分子,如许广平、刘和珍、吕云章等。她们在斗争中得到锤炼,开始关注社会政治和妇女命运,其中吕云章后来就成长为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1926年,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女高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学生杨德群在游行示威中惨遭军警杀害,鲜血与牺牲在后来的集体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此外,性别观念的变化也使学生们对自身问题更为关注,她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女高师文艺会刊》上积极探讨妇女问题,通过演戏、到街头向群众讲演来抨击传统习俗,宣传性别平等与婚姻自由的思想,如由冯沅君改编的《孔雀东南飞》以及由鲁迅指导的《玩偶之家》等都曾在北京引起了极大反响。女高师学生积极发动社会名流追悼女学生李超一事更显示出女高师学生逐渐觉醒的性别平等意识。李超1919年考入女高师,由于家庭阻挠,贫病交加,不幸早逝。李超的遭遇引起女高师学生的同情,1919年12月女高师学生发动社会名流追悼李超。当时原计划五六百人参加的大会竟超过千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蒋梦麟、梁漱溟等社会知名人士都在会上发表演说,胡适还专门为此写了“李超传”。这次活动深化了当时对妇女解放的讨论,使女高师的学生提高了争取自身解放的觉悟。在强烈的女权意识之下,女高师的学生继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高潮。1922年7月,由女师大学生王孝英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协进会,王孝英当选为主席,该会的宗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参政权、继承权和教育权。与此同时,她的同学周敏、张人瑞、缪伯英等人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17]这些组织顺应当时女性觉醒,要求解放的要求,对于中国妇女运动有着重要意义。

与北京女高师在表达爱国情感上颇为不同的是,金陵女子大学在学生运动的汹涌激流中选择了略显保守的行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虽然参加了示威游行,不过,很快她们就重新回到了教室里。1928年5月,南京大多数的学校举行了罢课游行,金陵大学的男生也要求女学生跟他们一起行动,然而,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却没有答应,她们继续留在教室里,并在课余把她们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一贯倡导的社会服务上。[18]如走访附近的村民,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开办星期日学校,使由于贫困而无力接受教育的村民的子女能够上学。此外,学生们还通过文艺演出的方式筹资,为附近的妇女和儿童提供诊所和浴室,为妇女开办训练班,为救济遭受洪灾的难民捐款。她们认为,通过这种社会服务能够表现出一种真实的爱国主义。

追求知识,用专业技能造福社会的理念和相应的课程设置,使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在毕业后积极走入社会,成为优秀的职业女性。在她们中间涌现出众多活跃于中国近代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如教育家吴贻芳、地理学家刘恩来、社会学家邓裕志、妇产科专家王耀云、眼科专家刘家琦、植物学家胡秀英等等,这些女性精英在近代中国的各个行业里一展才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嬗变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 追求与拒斥:对个人情感的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对情感的态度是强调中和,在孔子看来,“情”必须反映和蕴涵着“礼”,“发乎情止乎礼”。然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渐趋觉醒,个人情感开始受到重视并在人们的生活中凸显。讴歌爱情成为20世纪初一个普遍现象,成了他们追求独立人格和生活的象征。

激进知识分子对独立自主女性个体的呐喊,与女高师所推行的崇尚个性发展的教育改革互为表里,使得长期附加在个体发展之上的性别限制被彻底打破,从而为女生们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个性的觉醒也使得她们对于婚姻爱情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爱情与自由意志开始了热烈追求。

文学作品往往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女高师尤其是国文系曾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女作家,如庐隐、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谢冰莹、路晶清等。她们的作品大多涉及到爱情、婚姻等主题,作品的形式为自传或半自传性质。例如冯沅君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描述的是青年学生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故事;苏雪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则描写了她留法期间的心路历程与她在情感上所经历的彷徨与挣扎;庐隐的《海滨故人》讲述了青年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选择的艰难。透过这些文学作品,可以看到在当时激烈的社会变迁中一部分女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她们蔑视和抨击旧的礼教风俗,勇敢地追求爱情,当然,也有一些伤感甚至痛苦的情绪。

与此不同,在早期的金陵女子大学,由于大多数传教士教师是单身,她们鼓励女学生们追求职业,承担社会责任和使命,加上当时依然受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大部分女学生对于与男性社交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她们热烈的追求知识,渴望到国外留学或是从事服务社会的工作。金陵女子大学1919年第1届5个毕业生中,有两位医学博士,两位大学管理人员,一位传教工作者。她们中只有徐亦蓁一人后来结了婚。[19]即便如此,后来成为金陵女子大学校董的徐亦蓁对自己的这一选择仍然感到遗憾。她曾感慨:“我愿独身。在我们这一个时代,这是现代妇女的一种普遍的态度。我们称之为有目的的独身。它产生于我们这个压迫妇女的传统制度。妻子被认为是内人,永远也不许在外面工作。我不关心婚姻,也不关心家庭,只喜欢学校和教书,这是我整个的生活。如果没有来自于父母的压力和命令,我永远也不会结婚——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可以使我得到满足。”[20]显然,在她看来,在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依然规制着女性时,女性要想得到尊严、职业和独立自主的生活也许只能拒绝婚姻。这一现象在以后的十年里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1928年《妇女杂志》的调查显示,在1919年至1917年105名毕业生中,结婚成家者仅17人,占16%。德本康夫人日后曾这样描述学生们的生活:“大多数女孩对男孩都并不特别感兴趣。迄今为止,在中国人的婚姻关系中,罗曼蒂克的爱情尚未成为时髦,对于那些具有知识和文化兴趣的女子来说,结婚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21]总之,在金陵女子大学,许多学生有着严肃的思想,希望从对职业或者说事业的追求中获得满足。她们普遍倾向于以一种怀疑的心态来看待两性之间的社交与婚恋,并把它看成是追求教育和职业路途上的障碍。

当然,尽管北京女高师与金陵女子大学有着迥异的教育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影响并塑造着身处其间的女学生,使她们在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身份认同和性别角色认识,并开始重新建构自我,但是,两所学校都对近代中国社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社会性别观念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1028.

[2]苏雪林.苏雪林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63.

[3]胡适.美国的妇人[J].新青年.1918(3):18-21.

[4][5]张朋高,范桥.鲁迅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2-13,125-131.

[6]陈中凡.陈斠玄先生讲演学术思潮与教育主义之改进[J].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1919(2):50-53.

[7]金莉.十九世纪美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及性别定位[J].美国研究,1999(4):63-85.

[8][19][20]Hunter,Jane.The Gospel of Gentility[M].New Haven:Yele University Press.1984:35-40,248,248-255.

[9][10][15]Waelchli,Mary Jo.Aboundantlife:Matilda Thurston,Wu Yifang and Ginling College,1915-1951[Z].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Ph.D.diss).2002:16-31,133,75.

[11]Mrs Lawrence Thurston.The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ese Women,Aims and Problems[J].Educational Review,1916(10):15.

[12]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36.

[13]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J].1935(24):19.

[14]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M].南京:金女大校友会出版,1993.124.

[16][17]全国妇联编.中国妇女运动史[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71-72,127-128.

[18]Graham,Gael.Gender,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1880-1930[M].New York:Peter Lang.1995:139.

[21]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金陵女子大学[M]. 杨天宏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78.

推荐访问:民国时期 女子 研究 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