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业，“政绩工程”的一盘新菜吗？

当前，高速增长的乳业已成为我国焦点行业，与之相伴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养牛热、倒牛热、炒牛热及上乳品加工项目热，乳业发展不断升温。然而，记者在近一年的调查中发现，在我国乳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有不和谐的音符，这就是一些地方把发展乳业当成政绩工程来抓，导致乳业重复建设和盲目发展。

政绩咋考核，要牛不要人

河北省是我国奶牛优势发展区，省、市、乡对发展奶业十分重视，许多地方把抓养牛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号召农民买奶牛，没钱政府借给扶贫资金，致使全省出现了养牛热。四川省一些地方也把发展奶业作为考核地方领导政绩的指标，明确提出“要牛不要人”，完不成奶牛发展任务指标就“走人”。据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代云讲，四川一个县把发展奶业与政绩挂钩，乡乡派工作组，层层下指标，干部包村镇，包好了提拔，否则就“走人”。

有关专家指出，任何地方发展乳品业都应该掌握好度的问题，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政府在扶持发展奶牛业时，只注重做大做强奶牛的规模，忽视了奶农的饲养成本问题，致使当地许多奶农因饲料地少靠买饲料喂牛。据了解，包头市耕地面积为450万亩，年均产粮5万吨，产秸秆12.5万吨。有人作过测算，这些粮和秸秆即使全部用来喂牛，顶多能供养20万头左右的奶牛，而现在全市奶牛已发展到30.45万头，致使有10万头左右的奶牛靠买饲草料饲养。由于饲草料涨价（比去年涨了20％），加之政府扶持奶农贷款后，未能解决贷款期限短等问题，使奶农养牛成本加大、还贷压力过重，养牛收入一下子降了近千元，一些奶户不得不出卖奶牛来偿还债务。这对刚刚发展起来的奶牛业冲击很大。

由于各地纷纷掀起养牛热，现在国内牛源紧张，于是便出现了倒牛热。内蒙古家畜改良站种畜质量监督检验科科长白德庆介绍，山西省忻州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河北省唐山市和陕西省杨凌地区是我国荷斯坦奶牛交易集散地，但这些地区出售奶牛多数存在着严重的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现象。白德庆说：“现在奶牛这么发展，谁去卖好的？其实倒过来倒过去，好的奶牛没买到，转了半天都是淘汰牛。”

热衷买奶牛，背地有回扣

内蒙古察右后旗土默尔台村从山西省买了16头奶牛，经自治区家畜改良站鉴定，有12头不合格。内蒙古丰镇市以每头2万多元的价格，从山西省买回77头奶牛，产奶量都不行。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红房子村村长组织农民到山西省买牛，第一批牛买回来后，乡亲们发现这批奶牛都超过了10岁，再买第二批时大家就不愿意掏钱了。山西省牛贩子为了要钱，就把扣了。后来，村委会主任偷着跑回来向乡亲们要钱，乡亲们不给，没办法最后自杀了。内蒙古包头市61岁的奶农阎俊山说：“目前，山西忻州地区的奶牛质量最差，我们从这儿买了不少牛，质量都不行，日产奶量也就是二三十斤。”

尽管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为农民买牛，他们积极为农民贷款，由政府或银行、财政、派出所统一出去买，有的乡长或村长亲自出去买。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一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养牛考核指标，二是买牛过程中有回扣。据白德庆透露，到山西忻州地区买牛每头有1000元到2000元的回扣。正是由于买牛有回扣，所以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便积极为农民买奶牛，但由于这些人对养牛不太懂，买回来的牛存在不少问题。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甸子乡政府2000年从陕西杨凌统一买回50头牛，经鉴定后有40头不合格。

虽然市场上交易的奶牛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但牛价却被炒得很高。据内蒙古、山东、宁夏等地的奶农反映，在奶牛被炒得最热时，一头成年母牛卖到将近2万元，刚生下的小母牛也值5000多元，远远高于奶牛的正常价格。目前，由于饲料涨价，牛价有所下降，但一头成年母牛的价格仍在12000元左右。

据专家测算，受自然规律制约，奶牛自然增长率也就是10%~15%，可翻阅各地报表，各地奶牛存栏量均以20%~30%的速度增长，有的地方甚至是以40%以上的速度增长。个别地方、个别地区高速增长是正常的，但全国都高速增长就不正常了。其中除了从海外购买的牛，就是到了淘汰年龄的奶牛没有淘汰，当然也有虚报、奶牛大搬家重复计算等问题。

奶牛8万头，建厂16家

全国奶牛的高速增长，又引发了乳品加工项目热。河北省唐山市现有8.5万头奶牛，过去这些奶牛所产的原奶80%由石家庄一家乳业集团收购。但从去年开始，唐山市为了打造“乳业大市”，引进了16家乳品企业。内蒙古一家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先是在丰润市建了一处日处理600吨奶加工厂，随后又在滦南新建一处日处理600吨奶的加工厂。石家庄一家乳业集团见此情形，也到滦南县建厂，导致重复建设。而内蒙古通辽市为了“乳业兴市”，引进的三家乳品加工企业竟建成了门对门。

据中国乳制品协会提供的统计数字，目前，我国乳品加工业已从20世纪90代中期的七百多家猛增到一千六百余家，其中有30%左右的加工能力闲置，有一半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专家们认为，乳业发展是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切忌搞花架子，更不能搞政绩工程。为此，他们建议：

加强对乳业发展的监管，避免盲目性。乳业在我国还是一项新兴产业，基础薄弱，起点较低，这时不顾一切地发展，并不科学。目前，有很多地方的政府积极性非常高，做出了非常宏伟的计划或者规划。当然主观愿望是好的，想用这办法增加地方的税收，增加企业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有一些不切实际。发展奶业的关键是要结合当地的实际，避免盲目性。为此，要有一个必要的权威部门对乳业发展进行统筹考虑，对各地的乳业发展规划布局进行把关、监控，并制订出一个科学的发展规划。

树立科学发展观，提倡适度经营。奶牛养殖是一项富民项目，但是要很好地引导，慎重发展。养牛不是谁都可以养、哪儿都可以养、养多少都行的，是有条件的。目前，我国奶牛养殖首要的问题是提高养牛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水平，而不是盲目扩大养牛规模问题。因此，我国奶牛养殖应着重提高质量效益，实行适度的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形成一、二、三产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走产业化之路。

消除本位思想，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当前，我国乳品加工业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严重，一些地区从出政绩这一本位思想出发，按照政绩的需要定项目，导致全国乳业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合理配置，也未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今后应以市场为导向，以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为核心，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优化资源配置，积极稳妥地逐步推进乳品业集团化经营，不断提高民族乳品工业的竞争力，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在后陈村，记者从接受采访的监委会主任张舍南那里了解到，目前监委会已对村里大小建设项目进行了25次招投标，并且还首次举行了涉及1000多万元的村标准厂房建设及出租方案听证会，共为村里增收节支90多万元。后陈村民向记者反映，当时之所以推选他当监委会主任，是看中他爱挑刺的性格和很强的责任心。张舍南上任后，以前村里的养鱼塘承包给谁，由村干部说了算，现在，张舍南要求招标，谁向村里交钱多就给谁，一个承包期村集体的收入就增加了2万多元。以前，村项目建设的沙石的运输，由村干部按市场价每车每小时100元，张舍南为了给村里省钱，经过调查后提出改由以时间计价为实际运量计价，有效防止怠工，一项减少村里支出3万多元。村民说，现在有一个专门机构对大小村务全程监督，他们有什么意见就向监委会反映，不需要再上访找上级来解决。监委会的权力越大，我们越放心。

村支书和村主任又是怎样看待这个新生的监督村“两委”的机构呢？后陈村刚刚上任一年的村支书胡文法认为，设立监委会，使权力有了制衡，这会推动村支书的领导方法向民主的、法制的、服务的方式转变，在行为上会更加认真慎重。后陈村村委主任陈忠武说，以前村干部怕干事，村民总怀疑你从中得多少好处，有了监委会，村里一切事都在监督下进行，就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干事放心了，听到的赞扬也多了，一些过去上访告状的村民如今还主动提出要为村干部加工资，心里感到很温暖。

据了解，武义县33万人口，570多个行政村，目前，虽然只有六分之一的村推行了监委会，但已出现信访量明显下降的可喜趋势。据该县信访部门介绍，全县的信访总量同比下降了32％。

专家：武义破解“半拉子民主”意义重大？

说来也巧，在武义诞生第一个监委会4天后，中办国办发出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即17号文件。提出要“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 武义县农村这一创造性的实践，与中央文件精神不谋而合。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武义的做法已引起金华市和浙江省的高度重视。已派出调查组赴武义展开深入地调查研究。

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对记者说，其实，对于村官的约束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已有考虑。组织法规定：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法律赋予村民最有威慑力的利器就是罢免权。但是在实践中，这个利器往往起不了作用的原因是，民主监督需要开会，而村民会议按规定由被监督者的村委会召集。于是村干部所能受到的实质性约束，只有来自上级。从而造成百姓把问题反映到乡镇、街道、县市以至更高层。武义探索设立监委会，目的是为了在农村扶持一股力量，形成制约机制，改善基层的政治生态环境。他说，基层工作最大的“牛鼻子”就是基层民主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詹成付认为，农村虽然搞了直选，但“选举”仅仅是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分权和制衡机制，民选出来的掌权者依然可以不对选民负责。这种“半拉子民主”带来的不平衡状态，从而造成“选时有民主，选完没民主”的现象在各地大量发生。浙江武义县农村这一创造性实践，是对农民组织资源的拓展，称得上是诠释中央17号文件的现实之作，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记者在调查中深切感受到，武义设立村监委会形成了崭新的农村基层自身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机制，由于是专门机构的全程监督，可以及时发现差错和启动纠错程序，维护着社会和谐秩序。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探索还需要不断完善。乡镇和村“两委”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利益关系，仅依靠上级督促，容易流于形式，使好制度的效果打折扣。但不管怎样，武义大胆走出的这一步，意味着中国的基层民主从选举建设进入了分权制衡建设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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