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在昆明尼姑庵的营造学社

营造学社里的一缕清风

1919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朱启钤私人出资影印了清刻本《营造法式》。《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宋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参考书。1925年，朱启钤再度个人出资创办了“营造学社”，并以他个人的声望和影响争取到了中美庚款基金会的支持，于1930年2月正式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机构，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在北京几经搬迁，周转于若干临时场所办公，其中包括赵堂子胡同三号朱启钤私宅。

1931年9月，营造学社成员周诒春在知悉梁思成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建筑系留学归来，正式任教于东北大学之后，多次诚恳游说，终于使梁思成同意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担任学社法式部主任。于此同时，林徽因担任了学社校理。1931年2月，梁思成和营造学社成员系统整理和研究了朱启钤早年收集的关于建筑工程方面的手抄本和秘籍，在多番请教故宫老匠师，并且对照建筑实物释疑之后，写成《营造算例》，于1931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陆续刊出。

得益于梁思成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学术作风，中国终于在1932年3月有了第一本以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读物——《清式营造则例》。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来在编辑出版梁思成的这本《清式营造则例》的前言中说，“自这部书出版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中国建筑史界一部重要的教科书。无论中国或外国，凡是想升堂入室，深入弄懂中国古代建筑的人，都离不开《清式营造则例》这个必经的门径。”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梁思成这么说，也是这么从实物着手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对于几千年来习惯袖手闭门读书、耻于深入底层实践的知识分子来说，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学员放下学者架子，以平凡但却坚实的脚步走向每一处他们需调查的古建筑。在那个交通不便、军阀割据的混乱年月里，营造学社成员以近似苦行僧样的方式行走于祖国大地，步行、搭乘牛车或驴车是他们最通常的交通方式。他们去的地方比普通百姓去的地方更偏僻、更荒凉，他们走得比贫苦农民更辛苦，道路艰险、交通困难是其一，在混乱的年代里，劫财劫人的土匪更增加了实地考察的风险。而这种“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正是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的最大贡献，开创了古建筑研究的一种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

一家五口踏上南迁之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里的国民政府机关开始向外地疏散，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此时也不得不被迫暂时解散。社长朱启钤留守北平，誓与北平共生死，其他营造社员星散各处，或回乡避难，或另谋生计。而儿女年幼、岳母高龄、妻子林徽因肺病加重、自己又患有脊椎软组织硬化症的梁思成一家不得不暂时滞留北京，梁思成把营造学社的珍贵文献资料打包存进天津英租界内麦加利银行的保险库内，着手收拾行装，准备着随时离开北平。1937年8月，梁思成接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发表对“东亚文化共荣圈”的看法。梁思成明白这是日本人盯上自己了，如果接受邀请，他将成为汉奸，如果拒绝日本人，日本人绝不会善罢甘休，后果将不堪设想，时不我待，此时扶老携幼逃离北平是唯一选择。

9月，梁思成一家五口（包括一双儿女、病妻、高龄岳母）走上逃亡之路。自逃离北平后，一路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最终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两间民居，暂时停下千里流徙的脚步。国难岁月里，铁骨铮铮，拒不做汉奸的名门之后、国之栋梁、中西建筑学专家梁思成一家混迹于黎民百姓之中，饥不果腹、满面尘灰地流亡千里，沿途和底层的三教九流百姓共乘一趟车、共居一个屋檐下，随时面临着如果下一站找不着投宿的鸡毛店，就可能流落街头的窘境。

12月8日，仅仅在长沙停留了两个月的梁思成一家为躲避越来越猛烈的日军空袭，再度收拾行装，挤上了南下昆明的超载长途汽车。10天的行程，梁思成一家走了40天。途中，林徽因突发高烧导致积年肺病复发，不得不下车治病养病。在停停走走的艰难中，一家老小缓慢地行进到了昆明。

中转昆明 考察南诏

1938年1月中旬，经过四个多月的颠沛流离，梁思成一家终于在昆明市巡津街9号安顿下来。全家人的生活问题刚得到解决，梁思成就积极争取中美庚款基金会的基金支持，迫不及待地着手把营造学社成员再度聚拢，重新开展野外古建筑调查工作。中国古建筑始终是梁思成魂牵梦萦的心头至爱，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都从没想过要放弃这一越在国家存亡之际，越是至关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在一大批如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朱启钤等爱国仁人志士的勉力支撑下，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微弱而顽强地燃烧着。

在原营造社成员莫宗江、陈明达和刘致平等人先后来到昆明，并得到了中美庚款基金会的基金支持后，1938年10月，只有6个人的“营造学社”在昆明恢复了工作。第一个课题就是对昆明的古建筑开展调查。梁思成当时因病不能出门，他在家里主持的这次调查，是昆明历史上第一次对昆明古建筑的野外普查，考察组调查了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东西寺塔、官渡金刚塔、大德寺双塔、曹溪寺、金殿、真庆馆等50多处古建筑。第一次确定了这些古建筑的建筑年代，并梳理出昆明地区从唐宋到明清朝代古建筑的风格文化和脉络。

营造学社在云南不仅考察汉族的古建筑，还特别考察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古建筑，南诏土主庙就是其中之一。南诏土主庙坐落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巍宝山前山，是祖国西南彝族地区最大、最古老的一座庙宇。唐开元间，南诏国王报请玄宗恩准，建起了第一座土主庙，之后，巍山境内陆续出现了13座土主庙，分别奉祀十三代南诏国王。巍宝山土主庙因创建最早和奉祀南诏始祖细奴罗，故为土主庙之祖，是彝族寻根祭祖的胜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彝族同胞前来认祖归宗。

设在尼姑庵的营造学社

在昆明东北郊的龙泉镇内，有三个相邻的村庄，分别叫龙头村、棕皮营和麦地村，营造学社租用了麦地村一处名叫“兴国庵”的尼姑庵，距离不远处是从长沙逃难过来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兴国庵占地约十亩，殿宇规整清净，殿外花木环绕，环境清幽，每到金秋，迷人的桂花香四散开来，在此奋笔疾书、手不释卷的营造社成员无不精神为之一振，这份非常时期的世间美好让营造社成员们更加倍感时间珍贵。梁思成等人的工作室设在供奉有泥塑菩萨的大殿内，他们用布帘遮住主殿内的泥塑菩萨，从村里人家手上租来供奉祖先的供桌做书桌，把这特殊的书桌安置在自然光源最充足的地方，弥补没有照明光源的不便。在这只有笔墨纸砚和铝制茶壶等极少研究用具的条件下，梁思成带领着营造社成员凭着过人的意志、坚毅不拔的精神取得了丰硕的古代建筑研究成果，将中国古建筑事业的研究和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营造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在这里完成《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资料准备工作；刘致平开展了民居、清真寺、会馆等的调查 ，并写成《云南民居·一颗印》一书；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对四川和西康等古建筑进行了广泛的的野外实地考察、测量绘图、并对其做年代鉴定、结构分析和有关艺术（雕塑、绘画、彩画、碑刻）等的研究。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内，梁思成等人就跑了35个县，调查了730余处古建筑、崖墓、摩崖石刻和汉阕等，为他随后完成《中国建筑史》充实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值守兴国庵的林徽因也没闲着，她绘制整理了大量的图纸和文字资料，还查证了许多重要史料，协助《中国建筑史》的最后成稿。

梁思成一家在昆明的最早居处是一处名为“止园”的地方，在营造学社搬迁到麦地村“兴国庵”的同时，他们也搬到了与之不远的龙头村，小村距离昆明城尚有12公里。他们耗尽全部家资，设计建造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自有住宅，一个起名为“一颗印”的民居。“这里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林徽因在写给她的好友费慰梅的信中如是说。在此居住的除了梁思成一家以外，先期在这里建房定居的还有李济、钱瑞升，以及在挨着梁家院子，建起一间“耳房”的金岳霖。

相对宁静的研究生活并没持续多久，相反，作为战略地位仅次于重庆的抗战大后方，昆明不是免于炮火狂轰滥炸的世外之地。昆明吸引了无数次日本空军炸弹的关照，次数之多，烈度之猛，仅次于重庆之后。下一站又该逃到哪儿走呢，中国之大，何处才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40年底，林徽因带着幼子、母亲告别病中的丈夫，和中国营造学社其他成员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告别昆明，先行一步迁往李庄，在炮火硝烟的缝隙间，寻找寸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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