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即“物”

置艺术于“物”的层面，无疑是20世纪以来艺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范式演变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当然，　“物”如何转换为视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视觉化的过程，其中还隐含着复杂的文化认同、政治意识、伦理考量及心灵自觉等诸多话语层面。而值得我们探问的正是这一话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交叠的生成过程本身。2011年12月3日至4日，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物与词：视觉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会议由黄宗贤、汪民安两位教授学术主持，蒋洪生、昊兴明、王玉冬、张晓剑、蒲鸿、黄小峰、唐克扬、刘礼宾、昊永强、余极等十余位学者、批评家和艺术家应邀出席，围绕“当代哲学视野中的‘物’与艺术…美术史视野中的‘物’、图像与观念”“当代艺术中的物质话语与视觉表征”三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此次会议采取了跨学科的对话方式，包括当代哲学、文化研究、建筑史、艺术史、当代艺术批评等多个领域，意在通过不同视角的考察及对话中的碰撞，探掘内在于(古今)视觉艺术中的“物”及其开放的话语向度和思想意涵。

当代哲学视野中的“物”与艺术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不论是美术史研究，还是当代艺术及其批评本身，都与哲学思想和文化政治紧密勾连在一起。正是因此，会议第一单元的议题设为“当代哲学视野中的‘物’与艺术”，来自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蒋洪生和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兴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傲了主题报告。哈佛大学建筑与设计系博士唐克扬对两位的报告进行了评议。

蒋洪生以“在今天，批判艺术如何可能：雅克·朗西埃的当代艺术观”为题，探讨了朗西埃提出的艺术的三种辨识体制：影像的伦理体制(the ethical regime of images]I；艺术的诗学／再现体制(the representative／poetie regime of art)艺术的美学体制(the aesthetic regime Qf art)。蒋认为，朗西埃的艺术体制与其创制的“可感性的分配”　(the Distribution ofthe Sensible)的概念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朗西埃的美学革命是政治性的，因为它能重构“可感性的分配”，使不可见者可见，不可闻者可闻。在这里，艺术的美学体制指向的是一种平等和民主政治。因此，可感性分配的革命对朗西埃而言，是最根本的革命。不谐(dissensus，或“异见”／“歧义”)则是朗西埃理论中艺术与政治的联接点。其中，蒋洪生重点考察了朗西埃对于以“批判艺术”(critical art)为代表的当代艺术的批评：　“批判艺术”如何步入见证式艺术(testimony art)和关系艺术(relational art)的歧途；当代“批判艺术”如何面临着为全球化的商业逻辑收编的危险；以及当代艺术的伦理学转向对艺术的自主性和政治性的消解等等。基于此，蒋提出他的疑问：如果以朗西埃的艺术观念为依凭，那么，在今天，批判艺术意味着什么呢?

在蒋生看来，批判艺术与审美体制的紧密关联，应避免完全堕入伦理体制或再现体制，批判艺术追求艺术的自主性和异质性。批判艺术总是质疑自身的局限和力量，不诉诸说教，拒绝对自身效果做任何预设。批判艺术要求观众从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中解放出来，批判艺术的前提是平等和民主。批判艺术应当是政治性、争论性的，批判艺术的政治性在于它能够改变可感性分配的秩序，批判艺术旨在建造美学和歧义的共同体，不是基于共识的共同体。

吴兴明的发言主题是“简析波德里亚的‘物’理论——关于物的理解与消费社会批判的一个简明讨论”。吴在发言中指出，波德里亚已成为国内大规模批判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由于波德里亚的整个批判是建立在他对消费社会的“物体系”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只有深入解剖了他的物理论，才能从根本上阐明当前汹涌于思想界的消费社会批判潮流的是与非。具言之，波德里亚的“物”的理论显示为三个层面：对消费社会“物体系”的符号学分析，对“物符码。的语义和结构分析，对物符码操控的社会运行轨迹分析。作为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上述三个方面互相渗透、互相支撑，蕴涵并支持了他对消费社会的总体评判：人的异化、资本～符号操纵和社会不公。

基于对消费社会“物”的分析，波德里亚一步一步演进到对拟像、仿真、超真实、超美学、超政治的分析。由于他把整个感性世界从消费社会的符号学分析之中清除出去了，整个世界于是就成了“幻影”。“实在被赶走了”，　“不仅没有实物，而且连其影像也不见了”。如果实在真的没有了，那么影像就不可能产生，而如果真的连世界的影像也没有了，那消费社会还剩下什么?

吴认为，不管怎样转弯抹角和躲闪，波德里亚都是从真实与幻象的二元等级秩序之中去评判消费社会的。在此的价值逻辑是：真的就是好的，而幻象等于异化。由于消费社会是一个被幻象即消费关系的符号系统所统治的社会，所以它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由于这种符号的统治力量已达到如此程度，在其中任何真实的距离、超越和反抗都不再可能，所以，它是一个实在被彻底谋杀了的“终极幻象”世界。于是，消费社会的根本“罪行”就是：幻象——符号操控的彻底统治和架空。这是他对消费社会的总体诊断。

唐克扬试图将两位的发言放在一起进行评议，他认为，蒋洪生的发言以今天批判艺术如何可能为主题，实际是宏观地对当代艺术、文化哲学的思考；吴兴明的发言则具体到“物”的概念，也涉及到了当代艺术的核心——艺术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把艺术品作为特殊的“物”来讨论，同样暗含着波德里亚关于“物”的观点。回过头看蒋洪生的发言，他提出艺术有三个层面的屙陛：第一是作为文化的生存物。比如早期的社会形态里面，将一个图画赋予一个“物”的时候，这个“物”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的状态，而成为具有一定伦理性质的作品，第二，作为一种象征物；最后，作为本质性的或者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艺术品的“物”已经脱离了上述两类属性，而成为一种自为的存在。对此，唐克扬个人认为可能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大多法国哲学家都觉得有自为性的艺术存在，可以从人的形态里面自主发生，不受任何约束发生。不过，由此可以回到吴的发言，进一步分析“物”的三个层面。显然，波德里亚讨论“物”的时候，没有想把“物”的根源放得特别高，而是对“物”采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予以了否定。而朗西埃所说的三个层面，波德里亚其实也提到了，首先是消费物品怎样建立一个系统；其次是需要建立一个参照的关系，即每个整体的个体之间存在互相比较的关系，而且比较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不存在太大的差别；最后，作为一种倾向，任何“物”的生产和消费都是一个无限延展的链条。可见，两位哲学家都认为这样的过程存在一种颠覆性的潜在危险，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基于此，唐克扬提出了三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一是“关系的艺术”的问题，他认为貌似这是在诉诸批判性的揭露或者创作，实际还是在“物”的旧有生产关系中；二是关于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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