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建筑博览会”

建筑，通常被称为“凝固的音乐”。一个城市的规划、一栋住宅建设、一个建筑细部，都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经济实力，以及文化与宗教。

天津的近代和现代建筑在中国最具代表性，历史的痕迹在建筑中显露无遗，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在建筑中留下了痕迹。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天津被迫开埠，天津的城市规划、住宅建设，逐渐偏离了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轨迹，到1902年，天津已是有九国(英、法、德、意、日、俄、美、奥、比)租界的通商口岸了。其租界的面积是当时老城的8倍之多，九国列强按照自己国家的建筑规范在天津建设了大量的建筑，天津的建筑已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天津的建筑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大量的“小洋楼”是天津得天独厚的人文景观。近代的天津建筑不但影响了中国城市规划理念、城市建设、建筑形式，而且，天津建筑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近代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也与天津建筑有关。天津的建筑曾一度引领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津建筑文化”。天津建有中国城市最早的有轨电车，天津有最规范的租界地，这些租界地的居民也最有“身份”。在当年的租界地除住有一些洋人外，更多的是清朝的遗老遗少、没落的军阀和政客，他们在津购房置地，天津“五大道”、海河两岸、意式风情区的建筑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那些迥异的造型、各具特色的外檐、高大的围墙、深邃的院落、室内豪华的装修，无不印证着当年房主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天津小洋楼”建筑就是这些人争豪斗富的产物，其建筑造型、建筑风格充满着异国情调，逐渐形成了租界地的一道景观。可以讲，天津建筑最早引领了中国近代的开放，天津的建筑记载了那一段历史。

“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这一称谓，早已被人们接受。如果说古城西安彰显着中原文化，山西平遥凝集着晋商文化，那么，天津的小洋楼集中地“五大道”则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缩影。天津小洋楼主要集中于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成都道地区。“五大道”地区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英国人强行划定的名为 “英租界墙外推广界”(Extra mural Extension)，在1903年1月天津海关道予以公布并承认的。其“推广界”的建设，标志着天津租界地住宅规划向西方城区规划的迈进。当年为了进一步规范租界地的道路和建筑，在1916年，“英租界纳税人会议”通过了“提案”，要求对“推广界”的道路、建筑、人口做出“规划”。负责规划方案设计的是英国建筑师安德森。安德森于1918年1月将《英推广界规划报告》提交给了“英租界纳税人会议”，《报告》首次融入了已在欧美流行的“花园城市理论”。《报告》的落实，使“五大道”成为了城市规划的典范，其规划理念、设计思想、建筑标准至今还能给人们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给今日的城市规划带来启迪。

“五大道”区域在1902年划定后，其大规模建设是在1920-1925年开始的，建设之初英租界当局就将该地域定位为“一等区”，并对区域内的建筑做出了明确规定。其刚性规定主要有五点。一是建筑档次：以欧式独立别墅为主，建筑造价不得低于3000两白银；二是建筑密度：每栋房屋预留40％的空地，为院落或绿地；三是建筑层高：一般不得超过三层；四是人口密度：10岁以上居民人均居住空间不得小于400立方英尺(11．3立方米)；五是建筑规则：不得有损邻居的既得利益，妨碍邻居的安宁和舒适，且不得使临近房屋贬值。这些规定使得我们今天再去感受“五大道”，更会体验到其规划的前瞻性和建筑的实用性，“五大道”经过了近百年考验仍不落伍。

“五大道”高档住宅区在其规划设计中，以其地理优势和定位，吸引了中外建筑师大显身手。这些建筑大师比规划创意、比设计思路、比立面效果，促成了“五大道”在建设初始就具备特色的建筑风格和较高的可视效果，这些建筑有英式、法式、德式、西班牙式以及中西合璧式等。

当年参加天津“五大道”建筑设计的建筑师以英国人为主，他们是 “同和工程司”的建筑师爱迪克生(Atkinson)和达拉斯(Dallas)；“乐利工程司”的瑞士籍建筑师卢普和英国建筑师E·C·扬；“景明工程司”的建筑师赫明和伯克里；“永固工程司”的建筑师库克和安德森。与此同时，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和中国的建筑师及建筑公司也参加了“五大道”建筑的设计，他们是：“法商永和营造公司”、“比商仪品公司”，中国的“基泰工程司”、“华信工程司”。众多的设计事务所的参与，注定了“五大道”建筑将成为“万国建筑博览会”。这些千姿百态的建筑又吸引了在京、津两地隐居的“寓公”，而这些“寓公”的进驻又给“五大道”建筑带来了讲不完的故事和许多有价值的人文景观。

天津“五大道”建筑打破了中国建筑文化“以传统家族为核心”的理念，“五大道”的建筑以外来文化为主导，在结构造型、立面效果、使用功能上均是以西方建筑的文化水准来建造的。其建筑格局一改中国传统的“四合院”的造型，绝大多数建筑是以欧式乡村别墅为主(其代表作有：睦南道11号，今天津团市委办公楼；睦南道74号，李勉之住宅)兼有连列式(其代表作有：马场道安乐村；民园大楼；林东大楼)和欧洲皇家对称式(睦南道22号，孙殿英旧居；睦南道24号伪满洲国政府领事馆；睦南道28号，李叔福故居；睦南道50号，张学铭旧居)，这些建筑绝大多数是由外国人设计的，而在设计细节上又融入了房主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五大道”又出现了“中西合璧”式建筑，如：位于重庆道55号的载振故居——“庆王府”，四周由高高的围墙围合起来，中间的高大的铁门，颇有“关起门来做皇上”的味道，院内是一个带有超大顶棚的建筑，建筑内沿四边是东、西、南、北的“明三暗五”的房间，等级森严，整栋建筑群落又极富有中国“四合院”的味道，其建筑的本身体现了当年的时代特征，是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堪称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代表作。

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优秀的建筑文化，深入挖掘天津市的历史文化遗产，笔者作为天津市房产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余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用钢笔画——这一独特的方式描绘下来，为研究天津建筑史、近代史的朋友提供了一些资料，并借用《世界》杂志一角，以飨读者。

原德国俱乐部

原德国俱乐部位于今解放南路273号(原德租界威廉街与罗尔沙伊特街交口)，始建于1905年，1907年建成，是德国政客、侨民在津的社交场所。为典型的德国式建筑，砖木结构，牛舌瓦和瓦垄铁屋面，有阁楼和“老虎窗”，建筑外形突显雄壮、刚毅，建筑面积为3562平方米。当年在大楼的走廊镶刻有一段拉丁文字，即“同心同德则盛，离心离德则衰”，用中国的古训教育参会的德国人。“德国俱乐部”当年称“德国球房”是由德国建筑师罗克格设计、由汉堡阿尔托纳区施密特公

司施工。当年在院内还有网球场、露天旱冰场。该建筑在1918年德租界被收回后几易其主，在1945年9月又成为美国海军俱乐部。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该建筑曾被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办公楼，现为政协俱乐部。

原泰莱饭店

原泰莱饭店(天津第一饭店)位于今解放北路158号(原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与博目哩道交口处)。总体建筑分两期建成。始建于1928—1929年(第一期工程)，其沿解放路一侧的六层楼建筑建于1936年。由比商仪品公司设计，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大楼沿街呈“L”形，总建筑面积达8435平方米，主入口设在转角处，主楼内设天井，便于采光，楼内设有电梯两部，电梯的三面为三跑式楼梯。首层设商业用房24间，另有大型餐厅等。外檐的五楼建有外挑通长阳台，转角的三至四层加设了独立的外挑阳台。其结构特点是：五层部分采用桩基承台；六层部分是筏片基础，楼板以现浇钢筋混凝土密肋空心砖为主，部分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板。泰莱饭店原属英商本昌泰有限公司所有，该公司的创办人是英侨泰莱梯，即蛱蝶影院(今大光明影院)的创办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饭店被日军接管，改名为“新天津饭店”，1945年8月后恢复原名。

原英国俱乐部

原英国俱乐部(今天津市人大办公楼)位于今解放路与泰安道(原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与咪哆士道)交口处，为仿希腊复兴式建筑，外部建有多根巴洛克式通天柱和逐级扩展的楼梯，气势雄伟，特色突出，建筑正门外有院落。该建筑始建于1903年，1905年落成，建筑面积2634平方米，主体二层，带地下室，大坡屋顶，砖木结构。楼内建有图书室、台球厅、酒吧、餐厅等设施。“英国俱乐部”是英商和英侨在津社交、游艺的场所。

原中法工商银行大楼

原中法工商银行(今天津市总工会大楼)位于今解放北路与营口道(原法租界大法国路与圣鲁易路)交口处。该楼原为中法工商银行办公大楼，始建于1932—1933年，由永和营造公司负责设计并施工。该建筑为砖混结构，主楼四层，另有一层半地下室，大楼沿街立面以正入口为中心，向两侧沿弧线对称建有10棵由一层支撑到二层顶的古典巨柱，形成气势宏伟的前廊，四楼也建有外廊，其结构复杂，造型独特，整个外墙饰面为仿石效果，总建筑面积达6240平方米。

天津利顺德饭店

天津利顺德饭店坐落在解放北路与泰安道(原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与咪哆士道)交口处，是外国人在天津开办最早的一家饭店。早在1863年，英国传教士殷森德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与咪哆士道交口处建造了一所沿河建筑，作为接纳英国侨民的旅馆，前面为平房，后为铁板顶棚，占地6亩多。1884年扩建，并取名为Astor Hotel，中文“利顺德饭店”。现利顺德建筑在1929年扩建，为砖混结构，主楼三层，沿街布置，中部主门建有对称型且由两侧上的转角楼梯，建筑的转角处建有一个古城堡式塔楼。该饭店曾接待中外名人达数百人，其中美国第3l届总统胡佛曾在此工作，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黄兴，历史名人张学良、末代皇帝溥仪以及文化名人梅兰芳等人均在此下榻过。

原开滦矿务局办公大楼

原开滦矿务局办公楼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5号(原英租界咪哆士道与海大道交口处)。该建筑始建于1919—1921年，由英商同和工程司美籍工程师爱迪克生和达拉斯共同设计。该建筑为西洋古典式建筑，混合结构，三层楼房，平屋顶，带地下室，大楼坐南朝北，东西为长向，面向泰安道，门前正中设有八级台阶，两侧建有坡道，在坡道的护墙上建有四座石古典式花盆，正立面为对称式。建筑立面中部又建了14根高达十余米的爱奥尼克柱，贯通一、二层楼，三楼采用附墙方壁柱，与下面圆柱一一对应，重檐之上有女儿墙。建筑内部大厅有16根大理石立柱，四角为方柱，其余为圆柱，大楼建筑面积达9071平方米。整栋大楼雄壮挺拔，气势庞大。该建筑现为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办公楼，属近代优秀建筑。

袁氏宅邸

袁氏宅邸位于天津市海河东岸，即今河北区海河东路39号(原奥租界金汤二马路)，始建于1908年，到1918年才建成，历时十年。该建筑主体三层，为欧洲古典式建筑风格，突出的山墙，中部对称的塔楼，给人一种富丽豪华的感觉，总建筑面积2089平方米。该建筑自带院落，院内有游廊、假山、鱼池、亭台等，建筑内的“风水窗”、“隐身处”、“脱身处”堪称一绝。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亭，河南项城人，曾任新建陆军督办、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第一任民国大总统。1915年妄想恢复帝制，并命1916年为“洪宪元年”，遭国人反对，于1916年6月6日去世。该建筑在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中损毁严重，后经过多次简单的修复，没有恢复最初的原貌。2004年5月由天津市房产总公司投资整修一新，恢复了原貌。现该楼已成为海河一景。

张作霖故居

该建筑位于和平区睦南道11号(原英租界香港道与泰安道交口处)，现为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办公楼。该楼建于1926年，原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三姨太许夫人以“庆羯堂许”购置，面积984平方米。其风格为英国庭院别墅式，由华信工程司沈理原设计，主楼为三层，砖木结构，大坡屋顶，外檐一二层为清水墙面，三层大坡屋架，正立面突出高高的山墙，外露的木构件特意渲染其木结构的外檐效果，主门洞入口为外凸两券式，门洞顶部二楼的平台，结构巧妙，建筑内部装饰考究，设备齐全，早年一度由波兰驻华领事馆使用。

张作霖(1875—1928年)，字雨亭，奉系军阀首领，在1927至1928年任海陆空大元帅，1928年6月4日在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安放的炸弹炸死。张一生共娶有六位夫人，第四位夫人许氏为当年该建筑的买主，其实张作霖并没有在此地居住过。

陈光远故居

陈光远故居位于今和平区大理道48号(原英租界格拉斯哥道与新加坡道交口处)。该建筑为英国院落风格，砖木结构，主体三层，整幢建筑的主体墙面由褐色硫缸砖和浅黄色混水墙面组成，外檐效果灵活多变，颇具现代风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建筑结构中的阳台，在二层朝南的方向建有从居室进入的方形、半圆形的阳台各一个，在二层房顶部建有一大型露台，三层凸出于二层，其顶部是屋顶阳台，最具特色的是建在三层楼顶的八角凉亭，远远望去，一栋欧式建筑的屋顶又兼有颇具中国园林风格的凉亭，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房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与偏爱。在建筑的方面上，为了使室内采光充分，在一至三层西南方向均建有当年最为时兴的“把角窗”，建筑风格独出心裁。原建筑的四周建有高大的围墙，整栋建筑自成院落。该建筑是天津“五大道”建筑中较具代表的优秀建筑之一。该院落现为天津市卫生局幼儿园。

陈光远(1873—1939年)，字秀峰，直隶(今天津市)武清县崔黄口人，19岁时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军事，1917年任京、津警备司令。该处住宅是陈在津多处房产之一。

张勋故居

张勋故居位于今河西区浦口道(原德租界纪念碑街)6号，张勋故居为一建筑群落，东起台儿庄路，西至江苏路，南抵浦口道，北邻蚌埠道。始建于20世纪初，是张勋购自清王室所建的一所西式楼房。该院落占地1．77平方米，院内建有楼、平房110余间，计5632平方米。大门入口处有卧虎式假山，后院还建有长龙状假山，整个院落布局完美，环境幽雅。

张勋(1854—1923年)，字绍轩，江西丰新人，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慈禧外逃，张勋因“护驾有功”深得宠幸，后官至云南、甘肃、江苏提督，民国后曾任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他顽固坚持“重振清室”的复辟立场，1917年演出了一场“复辟帝制”闹剧。在6月13日，张就在该寓所召开会议，并通电全国，主张解散议会，暗示复辟帝制，后遭到国人的反对。张以复辟清王朝成立“辫子军”而出名，直到1923年在天津死去，还拖着他那条“清室遗民”的辫子，随棺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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