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院落“养蜂夹道”

在北京府右街北侧，有一条不宽的胡同叫养蜂夹道，胡同的尽头有一座神秘的院落，门牌是养蜂夹道一号。平常，这座院子的大门紧闭着，只有重要首长的专车出入，大门才会打开。1958年夏天，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朱慧，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到养蜂夹道一号任副书记兼主任。

全国解放后，一些老同志提出，中央领导同志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事，没有一个休息、健身、娱乐的集中场所，直接到社会上去，安全难以保证。毛主席在天津，想吃一碗民间小吃，群众人山人海围观欢呼。老帅们外出也是一样，不能正常地活动和休息。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提议在北京建立一个俱乐部，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舒适环境。经过选点，俱乐部确定在北海西侧的养蜂夹道一号———北京妇产医院旧址。俱乐部的领导关系挂在北京饭店，对外的公章刻着“北京市人委交际处招待所”，人们习惯称它为“养蜂夹道”。

1958年10月，修葺一新的“养蜂夹道”正式接待党内首长。走进大门，一条长廊直通南北。长廊两侧整齐地排列着8个花木扶疏的四合院。长廊的尽头是假山和网球场。静谧的后湖与北海相连，环境十分幽静。“养蜂夹道”最初的功能有：网球、台球、钓鱼、打牌、下棋等健身活动；理发、洗澡、搓背、修脚等服务项目；零点餐厅提供美味可口的菜肴。每逢月底会计就会拿着单子和首长们结账，茶钱多少，饭钱多少，理发、洗澡费用多少，须一一付清。

1959年的深秋的一个中午，毛主席穿着灰色的风衣，在秘书田家英的陪同下，来到“养蜂夹道”。主席刚一坐定，招待所主任朱慧就风风火火地进来了，“主席，今天想吃点什么？”

主席说：“‘机关枪’啊，随你安排吧！”

接着，主席高兴地与朱慧聊起天来：“‘机关枪’呀，你今年多大了？”

朱慧说：“老了，虚岁50。”

主席一本正经地说：“不老嘛，才25公岁！”

朱慧的姐姐朱瑞绶和姐夫熊瑾玎都是我党早期革命者，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过从甚密。而因为说话快，朱慧在党内还落得“机关枪”的雅号。由于熊老板的关系，在延安时，朱慧和主席就很熟悉，了解主席的生活习惯。她为主席准备了宽大的木板床，外间的大写字台上整齐地摆放着文房四宝。这天，主席吃过午饭，休息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第二天，毛主席在丰泽园住地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见秘书田家英过来，便做了个手势：“还到昨天那个地方去！”吃过午饭后，主席和田家英下了一会儿围棋。随后，主席走出套房，漫步长廊，他仰着头，像是在欣赏梁枋檩柁上缤纷的彩绘。第三天主席又来了。这是1959年深秋，毛主席在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许多混乱现象后，做了几天放松的休息和深邃的思考。看得出，毛主席对“养蜂夹道”安静舒适的环境，以及“机关枪”老板娘热情周到的服务，非常满意。

周总理工作繁忙，经常有外事活动，几乎每周都要到“养蜂夹道”刮脸修面。为了保证周总理的国事活动和其他首长的工作，朱慧做出一项规定：理发室的消毒箱里必须随时备有三条热毛巾。

邓小平、万里等老同志也是“养蜂夹道”的常客。邓小平喜欢打桥牌。他说：“桥牌是锻炼脑子的好运动。”万里副市长是他最忠实的牌友。当年“养蜂夹道”的工作人员，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回忆起40年前的情景：贺龙元帅和罗荣桓元帅喜欢钓鱼；万里、吕正操喜欢打网球；一机部段君毅部长和三机部孙志远部长等喜欢打台球，谁输了还要钻台子，就像老小孩一样。首长们理完发，洗完澡，坐在一起吃吃饭，摆摆龙门阵，很是惬意。

“养蜂夹道”位于市中心，与中南海北门只有一街之隔，中央和各路首长来这里活动都很方便。这里还不断有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经委、财委、科委的小型会议。党中央领导人曾在这里接待秘密来访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每年五一、国庆，北京市委还要在这里招待参加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首长们。届时，北京饭店、四川饭店、全聚德烤鸭店都会送来最美味的特色菜肴。

“文革”开始，有人污蔑“养蜂夹道”是“走资派”开黑会，阴谋篡权的“裴多菲俱乐部”，朱慧自然成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老板娘。1966年8月1日，“养蜂夹道”被关闭。朱慧被下放到北京四川饭店当服务员。没过多久，四川饭店被打成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特务机关”，贴上封条。

1973年3月10日，在周总理和众多老同志的关怀下，四川饭店重新开业。许多复出的老同志都到这里欢聚，不仅因为这里有风味正宗的四川菜，还因为他们熟悉的性格开朗、特别热心肠的“机关枪”老板娘也来到这里。

邓小平第一次出山，朱慧就到住地看望他。小平同志迎出来，把朱慧让到沙发的正座上，自己搬来一个小马扎坐在旁边：“朱慧同志，让你受委屈了，因为我，你受牵连了。”杨尚昆来四川饭店吃饭时，一见面就和朱慧拥抱在一起，还开玩笑地说：“‘机关枪’别乱响！首先要把身体搞好啊！”

每当首长来四川饭店用餐，菜单都由朱慧亲自审定。谈起哪位首长喜欢吃哪样菜点，她如数家珍:毛主席喜欢网油灯笼鸡；邓小平喜欢炒豌豆尖、樟茶鸭、豆渣鸭脯；杨尚昆喜欢樟茶肉和干烧桂鱼；董老喜欢吃宜宾糟蛋。董老家住在翠花湾，离四川饭店不远。每次饭店来了糟蛋，朱慧就亲自送到董老家里……

吃归吃，送归送，在四川饭店没有免费或打折的美食。朱慧始终坚持，用餐、送餐必须付钱。

（源自《中华儿女》）

““养蜂夹道”位于市中心，与中南海北门只有一街之隔，中央和各路首长来这里活动都很方便。这里还不断有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经委、财委、科委的小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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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眼中的中央领导人

1954年，根正苗红的庞长红经过严格的政审从山西省原平县来到北京，开始了先后在养蜂夹道、仿膳饭庄等处长达几十年的工作生活。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庞长红得以与许多伟人、名人打交道，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也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20世纪50、60年代前期，无论“十一”、“五一”，北京总要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完游行队伍后，中午总是到养蜂夹道用餐。按惯例服务员们在餐厅门口列队迎候中央首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依次走入，大家热烈鼓掌，毛泽东主席总是带头向大家招手并微笑致意。

毛主席在这里宴请过朝鲜的金日成首相和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毛主席在这里用餐很简单，每次只问“有没有辣子？”只要有这道必备菜便没有其他要求。

周恩来总理到这里来的次数较多，有时是来理发，多数是召开会议。有时会议结束后在这里吃顿便饭。一般他要点葱油饼、稀粥再加点咸菜，最多增加个他爱吃的狮子头。

到养蜂夹道次数最多的要数邓小平，他那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经常在这里开会、会客或是找人谈话。尽管小平同志不很爱说话，但他的性情很活跃，常常在紧张工作之余来这里轻松一下。他大多是周末晚上来，先是打台球，后是打桥牌。他的牌友包括当时的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上将，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万里，对外文委主任张致祥以及后来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大明。

周末晚上，这些领导人准时赶到养蜂夹道，围桌而坐，尽享打桥牌的快乐。他们一般玩到12点，吃些馄饨、火烧等简单的夜宵，每次照例由小平同志请客。有时候星期天白天也来玩，小平同志总不忘带瓶茅台酒，玩完牌大家小酌一番，一边举杯一边谈笑，真是其乐融融。小平同志每个月派工作人员结一次账。只要是私人活动，他从来是自己掏腰包，公私分明。

1973年8月，庞长红被安排到仿膳饭庄上班，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在与庞长红谈话时特别强调：“江青经常要去仿膳，一般人应付不了她，你要好好答对。你去了不要怕赔钱，费用由我想办法，但一定不能出事。”

“不能出事”, 这句话让庞长红牢记于心，这样即使出点事他也会化险为夷。“文革”后期的一天，江青到仿膳饭庄宴请美国客人，那天江青兴致很高，谈天说地之外，还向美国人不停地介绍宫廷菜肴。不料当一名服务员端着一盘糖醋鱼正走到江青身边时，盘子突然“炸”开，连盘带鱼都掉在地上。那位服务员一时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庞长红见状立即上前，向江青和美国客人道歉，并赶紧打扫干净，嘱咐再上同样一盘。

江青当时一句话没说, 但脸色阴沉。当晚，江青果然找事了，让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追查。她厉声说：“今天的饭吃得很不舒服，在美国人面前出这样的丑，这事一定要查清！”庞长红知道是因为鱼太热加上盘子太凉才出的事，那位服务员并没有什么过错。

但如何渡过这道难关，确实颇费思量。由于他多次接触过江青，比较了解她喜欢别人吹捧、奉承的特性，所以很快想好了对策。他对这位副局长如此汇报：“盘子掉在地上，造成很坏影响，我作为饭庄的领导要承担责任，今后我们一定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但掉盘子的事确实不是有意的，那位服务员政治可靠，平时一贯表现不错。他那天主要是因为太激动了，作为江青同志的老乡，又是个新人，他一心只想好好看看江青同志，一不留神才出的事。”江青听了这番汇报，只得作罢，一场风波被巧妙地化解。

仿膳饭庄的牌匾是老舍先生新中国成立前书写的，而这块匾额在“文革”中却惨遭造反派的毒手，落款“老舍”二字被挖掉，残缺痕迹诉说着不平。1975年5月，周总理来此见到此匾大为吃惊，听说缘由后，他扼腕叹息这块匾额的命运，更痛心其作者的不幸：“很可惜，我没能保护好他。”

粉碎“四人帮”后，庞长红就想着如何恢复这块匾额的原貌。他找到老舍夫人胡絜青先生，商量弥补办法，老人不顾高龄，翻箱倒柜，几经选择，终于找出与匾额相称的“老舍”二字，精心加工补在了空缺处，完成了总理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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