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与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

朱汉民，1954年生，湖南省邵阳市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部级跨世纪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明理学通论》、《湖湘学派史论》、《中华文化通志·智育志》等。

在中华民族遭受苦难之际，这里走出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倡导最前沿的思想文化，推动社会变革；当国家发生“天崩地解”式的剧变关头，这里站出了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

这就是世所罕见的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为何能绵延千年办学不绝？一代代书生在这里倡导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它又怎么样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体现出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

演讲人：朱汉民

岳麓书院的历史源流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咸平四年（1001年），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同时包括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办学成绩卓著，闻名天下，故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周式学行兼优，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无心留在朝廷做官，坚持要回岳麓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动，只得答应他的回山请求，赐给其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在地方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被纳入到了“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之中。《宋史·尹谷传》、明代所编《岳麓志》中有“三学”的记载。所谓“三学”，即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下逐级安排升舍。官办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湘西书院，最高者方可升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成为“三学”中的最高学府，反映了它在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方面，已高居于州学之上，这是它能够延续900多年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从北宋开始，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地方的高等学府。

在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支持下，北宋书院蓬勃兴起，并产生了一些全国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等，后世遂有天下“四大书院”之称。其实北宋著名书院不只四所。因而对哪些书院该列入“四大书院”，众家说法不一。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各人说法不一，惟有岳麓是诸家共推。从历史渊源、发展规模以及办学成效讲，岳麓书院确已处于北宋书院之首。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理学家们为了振兴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辨方法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岳麓书院在南宋走向鼎盛，也是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书院教事。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为这次重建岳麓撰写了《岳麓书院记》。他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张栻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上重要的疑难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与此同时，其他学派的学术大师也在岳麓书院展开学术会讲。当时湖湘士子闻风而动，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术主旨接近、且有一定规模的湖湘学派，在南宋政治界、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为理学思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后，它的办学规模、成就和影响均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南宋岳麓书院的蓬勃发展，还与另一位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讲学联系在一起。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有两次，一次是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启程，至九月八日抵达长沙。朱熹当时就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学者，来听讲学的人很多，盛况空前，开创了岳麓自由讲学的风气，这次岳麓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会讲的先河。另一次是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到潭州，在任期间，他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举措是颁布“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

元朝时期，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恢复后，由朱熹、张栻所奠定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教育还有进一步发展，规制更加完备。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及其弟子们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他们所倡导的心学思潮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朝是中国书院的演变、普及化时期。清初，岳麓书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书院的院舍建设、经费收支、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完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岳麓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发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进一步确立了它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乾隆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清代岳麓书院不仅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乾隆以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一些从事诂经考史的经学家主持书院，他们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经学，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同时反映了清代的学术特色和成就，使岳麓的学术风尚发生了一定变化。如经学家王九溪主院，很注意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和诂经考史的务实学风。道光时，更有湘水校经堂设置，它不课时文，专习经史，成为岳麓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开辟了经学研究的基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后来，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不断变革发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面临变革学制的重大转折。从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更替，终于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湖南大学，既反映出教育体制变革的必然趋势，又充分证明中国有着绵延不绝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政界、文化教育界就有不少人士考虑在岳麓书院办学的基础上创办湖南大学。如1912年湘督谭延闿就有这种想法。1916年筹办湖南大学的呼声更高，湖南教育界著名人士胡子靖、杨昌济、杨树达、刘宗向、易培基等大力提倡，有关当局同意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筹备处设于岳麓书院内，并接管了高师留下来的所有图书设备，由教育家杨昌济主持筹备处工作。杨昌济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对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他1913年留学归来，即开始酝酿创办湖南大学。他还专门写了《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提出在岳麓书院原址创设省立大学，既可以延续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历史，也可以充分利用高师的校舍、图书、仪器等。杨昌济等教育家、著名人士的呼吁对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延续，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26年2月1日在岳麓书院原址上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校本部第一院，先后扩建第二院、科学馆、图书馆、工厂、宿舍等，在校学生规模有500人左右。1932年，胡庶华担任校长时，将岳麓书院的石刻院训“忠孝廉节”和“整齐严肃”列为湖南大学校训，胡庶华对其中一些作了新的解释。另外，胡庶华校长亲自撰写的《湖南大学校歌》中，也明确表示湖南大学是“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既要求继承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传统，又要求学习欧美的文化教育优长，反映了湖南大学作为一所既有传统继承、又有创新发展的现代大学的特点。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9月长沙市军管会接管湖南大学，首任校长为李达。1950年毛主席手书“湖南大学”额，标志着湖南大学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现在的湖南大学校区以岳麓书院为中心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已经发展为一所理、工、文、管、商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优秀传统，成为一所既有千年历史、又在国际国内享有一定声望的现代新型大学。

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凝聚

岳麓书院所凝聚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十分丰富，这里只能列举其中几项：

1.人格培养的教育目标

中国传统教育一方面总是将教育价值定位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群体，强调“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另一方面又认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依赖于道德完善的个人，故又强调理想道德人格的培养。而且，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鲜明特色，就体现在道德人格的培养。在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中，从来不把知识传授作为目标，而总是将教育的目标放在人格培养上。强调从日用伦常的规范礼仪中获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主张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崇高精神。在奠定岳麓书院教育传统的重要文献、并刻写于书院讲堂的宋代教育家张栻所撰《岳麓书院记》中，就表达与奠定了道德人格培养的教育目标。张栻强调，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至于这种“人材”的标准，张栻强调了其内在人格的精神力量，他说：“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张栻相信，只有充分扩充、发展自己的主体道德意识，才可以建立一个和谐、完善的社会秩序。这种重视培养人格的目标，不仅形成为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而且也是整个书院的教育理念，以后一直受到历代教育家的推崇。

张栻强调这种理想人格应该能“传道济民”，也就是说，这种人格的价值实现包括两个方面：内在的自我价值和外在的社会价值。人格实现首先包含着内在的方面，诸如人的潜能、道德本性、自我实现等方面，书院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个受教育者能够表现出人性的潜能，使道德自我日臻完善并促成内在人格的完成。另一方面，道德人格必须完成外在社会价值的实现。任何个人是不可以脱离社会群体而独立的，相反，他必须在社会群体中才能真正获得自我实现。所以。朱熹、张栻等理学家强调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必须有一致性。这样，才能将“内圣”与“外王”、“明德”与“新民”、“正心诚意”与“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这既是一种外在社会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一种内在人格价值的实现。

岳麓书院千年办学，其最大成就，就是培养出大量具有道德人格的人才。岳麓书院的主教者们，力图使书院能够成为一所塑造和培养高尚道德人格的场所，培养出具有崇高精神的理想人格，能达到“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的精神境界。纵观岳麓书院千年办学历史，曾涌现出无数忠贞不屈、浩然正气的爱国志士、豪杰君子，他们保持灵魂高洁，崇尚真才实学；他们努力追求知识与真理，勇于实事求是；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流血横尸，为民族尊严和大众利益，他们乐意服从真理和良知，敢于抵制外辱与邪恶；他们依照自己的道德理性作出价值选择，绝不使自己成为声名利禄的奴隶。

2.务实的治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中，“务实”、“求实”是一个衡量知识价值、治学方法、优秀人才的重要标准，是一种很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教育理念、学术传统。那些具有学术追求、教育理想的知识群体总是要激烈地把批评学界经常出现的“空谈”、“虚学”，而张扬“明体达用”、“实事求是”的实学教育的精神。

岳麓书院在千年办学过程中，一直将“务实”、“求实”作为追求的教育理念，故而“务实”精神成为岳麓书院的显著特征。具体来说，岳麓书院作为一所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机构，它所形成的“务实”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学贵力行的治学风格。

经世致用是岳麓书院所倡导的一种学术宗旨和教育宗旨。在这里从教的学者强调，一切学问必须有益于治国安邦、国计民生，才具有价值与意义。岳麓书院重视培养学生治国安邦的才能，以及传授有关国计民生的知识，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就倡导这一价值取向。他鼓励学生将道德精神的修养和经邦治国的功业结合起来。他要求学生们能够学习那些“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的有关国计民生的种种有用学问。故而，岳麓书院在宋代就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传统。《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中记载：“南轩(张栻)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在清代岳麓书院的学术和教学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清代许多著名山长均将经世致用之学摆到重要地位。王文清主持书院期间，制订了《岳麓书院学规》，将“通晓时务物理”作为教学内容。主教岳麓书院27年之久的山长罗典，也注意将品德教育与时务结合起来。他的教育主张是：“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岳麓书院山长的贺长龄，也是一个以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而闻名于晚清的重要学者，他和魏源主持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推动晚清经世致用学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著作。经世致用的教学传统对于岳麓书院发展成为一所现代大学，起到了十重要的推动作用。

“务实”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一种优良传统和思想方法，它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宋代湖湘学者坚持并论证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前提。湖湘学者认为，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或从事教育，都应该引导人们从天地万物中探索这一真实的“理”或“道”。湖湘学派大师张栻说：“离形以求道，则失之恍惚。”（《南轩易说》卷一）

实事求是思想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清代。这一段时期内，“实事求是”成为乾嘉汉学的治学宗旨和基本方法。许多汉学家都标榜自己的学术是“实事求是”，或者称赞他人的学说能够“实事求是”。清代岳麓书院的许多山长，都十分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治学原则。道光年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内创设专门研究乾嘉汉学的湘水校经堂。吴荣光深受他老师阮元“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影响，在湘水校经堂的教学、研究活动中，努力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表现出重事实、重归纳、重证据的特点，与以实证为特征的近代科学精神十分接近。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精神，也就发展演变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具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岳麓书院也开始进行教育改革。这些改制后的高等学校，亦在自觉继承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教育传统。宾步程在担任岳麓书院改制后的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期间，要求学生们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亲笔题写“实事求是”匾额，悬挂于书院讲堂前，使得传统的实事求是，成为指导现代科学、现代教育的思想方法，使千年一脉的“实事求是”教育传统更为光大。

岳麓书院务实传统的另一表现是它的“学贵力行”的治学风格。当求学者问张栻什么是“务实之学时，他简要地答复：“于践覆中求之。”（《性理大全》卷四十九）张栻还明确提出“学贵力行”的主张，他说：“学贵力行。……学者若能务实，便有所得。”（《性理大全》卷四十九）岳麓书院强调“学贵力行”的治学风格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教育传统。王夫之继承并发展了岳麓书院重实践的传统，他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创办了“行社”。他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之于实践，他常说：“由行而行则知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六）

岳麓书院所坚持的“学贵力行”的思想传统，还表现在把知和行看成是一个互相促进、不断深入的过程，岳麓书院的师生们依据“知”“行”自身的本质特点，将这一学习过程概括为“知行互发”、“知行并进”。他们认识到，所谓“知”，就是为获得指导“行”而必需的知识；所谓“行”，又能够更深入理解其所学到的“知”，所以，“知”和“行”是一个不断促进、不断深入的过程。这种教育理念、学术理念不仅是将中国古代的知识理论发展到最高水平，而且也促进了实践为本、力行为要的治学精神。

“务实”不仅是中国文化中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教育理念、学术传统，同时也是推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动力，并直接融入到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来。如“实事求是”在经过进一步理论提升后，不仅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至于“学贵力行”、“经世致用”更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在汲收“学贵力行”、“经世致用”中积极因素的前提上的思想发展与超越。事实上，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相联系，必须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相联系，仍是今天知识界、教育界所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

高等学府是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从方法上来说，无论是生产知识，还是学习知识，均离不开“学”与“思”两个关键环节。所以，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孔子就系统地讨论了“学”与“思”的特点及其之前的辩证关系。

作为集中国古代教育理念、教育传统于一体的岳麓书院，在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基础上，不仅系统地探索了学思结合的教育思想，同时还使这种教育理念成为一种极有特色的书院制度。应该说，现代大学教育仍没有很好地解决“学”与“思”的教育方法问题，所以书院的教育理念尤其是教育制度，确实是中国现代高等学校应予注重和弘扬的。

作为一所古代的高等学府、教育机构，求学是学生们来书院的主要任务。岳麓书院的师长们总是将广泛地获取知识学问，作为书院教育的重要目的。南宋初，主持岳麓书院教事并在此发展湖湘学派的张栻，就非常重视“博学”的教育。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均有自己的道理，学生来书院求学，就是要探明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他向学生反复强调这一点：“盖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南轩文集·跋孙子》）。著名理学家朱熹曾两度来岳麓书院讲学，他本人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哲学、经学、历史、文学、美学、宗教、军事、天文、地理、数学等领域均有深刻造诣。他在主持书院教学时，就把“博学”作为对生徒的一项基本要求。

“博学”是岳麓书院历来教育家、思想家们对生徒的一项教育主张，并被许多师长以“学规”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作为对书院生徒的一项基本要求。清康熙年间岳麓书院山长即制订了一个《岳麓书院学规》，他要学生不应局限于“各有专经”，而是要“务在身通六籍”，“亦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乾隆年间任山长的王文清，也在他所制订的《岳麓书院学规》中，对“博学”的要求作了具体的规定，包括经学、史学、时务、物理、古文、诗赋等等。由于岳麓书院坚持贯彻博学精神，故而能培养出知识面广、能力又强的学生，满足社会的需求。岳麓书院涌现出了那么多博学多能的人才，都与岳麓书院重视博学教育分不开。

“学”一般指了解事实、获得相关的知识，而“思”则是要从这些表面的事实和知识中获得所以如此的深刻而全面的道理。所以，岳麓书院的师生在谈到“思”时，总是将“思”看作是探究其“所以然”的过程，也就是由表面的“学其事”到深刻的“穷其理”的过程。思不是凭空冥思苦想，而是要建立在所学知识、所接触事实的基础上。张栻总是要求以学为基础的思考，他认为：“然徒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矣。”（《论语解》卷一）。朱熹认为，要穷究事物所以然的道理，要能提出疑问，以引发学者深入思考，解决问题。朱熹提出：“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朱子语类》卷十）

岳麓书院作为理学的基地，同样受到这种敢于怀疑精神的影响。学者们敢于怀疑汉唐儒家学者的传注经学，大胆地提出新的经说。张栻就敢于对那种被视为权威的“圣贤之言”持怀疑态度。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手定的《读经六法》包括为“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辨义”，《读史六法》则为“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等，更是突出地强调了“思”在读经、读史中的重要性，并且将“思”的过程进一步分解为这些重要的步骤而体现在学规之中。

中国知识群体精神历程缩写

什么是中国“士”的精神传统？我们认为最基本的有两点，即知识与道义。一方面，士作为中国古代的知识群体，一定要承担起文化知识的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士作为“天下有道”的追求者，又总是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的社会责任。

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上，曾经汇聚过从古代到近代最为杰出的思想巨子、学术大师，培养了一代代最为优秀的知识精英、人才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时候，勇敢地承担中华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自强与发展。岳麓书院的历代学子成为中国古今知识群体的代表，岳麓学子的精神历程也成为中国知识群体精神历程的缩写。

正如两宋以前中国思想学术史曾经出现过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等重要学术形态一样，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等历史条件的变化，学术文化的形态也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故而演化出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明清实学、乾嘉汉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他们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群体在文化创新、社会责任方面的成就。这里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心的岳麓书院，在上述每个思潮崛起时均有特别的表现，充分说明岳麓书院学子是中国知识群体精神历程的缩写。

两宋时期出现了理学的新兴学术思潮，理学一方面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辨方法，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可见，理学的形成本身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向更高层次综合发展的体现。宋代创建的岳麓书院很快就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当时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真德秀、魏了翁等纷纷讲学于此，他们倡扬儒家价值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集聚于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岳麓书院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

明中叶的时候，中国学术文化界又开始酝育一场新的学术思潮。元明以来由于程朱理学已经成为官方哲学与意识形态，读书人只能在钦定的理学典籍寻章摘句，思想僵化、道德堕落、学术空疏成为知识教育界的痼疾。这时，一种弘扬道德主体意识、倡导道德实践精神的心学思潮崛起。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思想成为一种遍及大江南北的新兴学术思想，他们倡导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术思想，追求“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的社会目标。在这段时期内，岳麓书院亦成为心学思潮的重要学术基地，当时重要的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忭、季本、邹元标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岳麓书院因此成为这个时期富有学术创新精神的大本营，在明代思想文化的更新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继明代中期的心学思潮之后，明末清初的思想学术界又兴起一种批判理学、心学“空谈心性”，而倡导“明道救世”的实学思潮。站在那个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学者都是以经世务实为特征，具有功利主义、人文主义的色彩。这个时期的岳麓书院的书生中又出现明清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来这里讲学的东林学派代表人物高世泰，还是在这里潜心学术教育的吴道行，他们均是实学思想的倡导者。

岳麓书院有名的学生王船山更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承传了两宋形成的理学思想传统，并对理学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批判；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学术文化的转型者，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文化使命感，在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哲学观念、人格精神等各个领域均有新的开拓。他的“天下非一姓之私”的君主政治批判，“天下惟器”的哲学思考，以及以利为义的伦理观念和对豪杰人格的推崇等等，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因此，王船山思想中倡导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也代表着中国明清实学的最高思想理论水平。

清乾隆、嘉庆年间，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转向于重视诂经考史的汉学思潮。他们倡导东汉古文经学那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张扬一种对《六经》的理性主义态度，故而将中国古典主义的学术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岳麓书院又成为清代考据学派的重要学术基地，一些著名的汉学大师如王九溪、王先谦等就推动着汉学学术思潮的发展。尤其是有名的汉学家阮元的弟子、湖南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专课经史的“湘水校经堂”，成为那时湖湘之地研究汉学的重镇。湘水校经堂的创办，反映了岳麓书院在推动乾嘉汉学方面所具有的学术成就，其“实事求是”的学风更为近代教育所弘扬。

文化的生命来之于它自我更新的能力。绵延的江河所以能够万古长流，波涛滚滚，在于它不断地融汇百川的新流；而在两宋时期崛起的岳麓书院能够在近代不断地发展壮大，亦在于它具有一种不断演进、承旧开新的变革能力。从晚清至民国的百年期间，由于中国发生急剧变革步入近代社会，岳麓书院师生在这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也实现了学术文化的转型。他们站在近代变革的前沿，力图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耀眼的光彩。

岳麓书院的知识群体既重视对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的思考，还有浓厚的经世情怀，总是表现出关怀现实政治、力图康济时艰的强烈愿望。而当中国正在发生“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剧变时，岳麓师生的经世之志表现得尤为强烈。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对文化变革的积极倡导。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是急剧的，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那些抱着经世宏愿的岳麓师生总是密切地关注着时代的变革。所以，在中国近代每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岳麓书院的知识群体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提出了最具时代特色的文化观念，在中国近代史上再度发出耀眼的光彩。

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这个时期的引进西学、西艺，兴办新式学堂和近代工业开始的。而在这次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运动中，这些有名的岳麓书院学生走在时代的前列，从而也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在目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后，魏源是国内最早倡导改革开放、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倡议者。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介绍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军工制造、历史地理、社会制度等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些均是最新的近代文化成果。魏源等人倡言“师夷长技”，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这批湘军头领最早在国内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近代学校、派遣外国留学生。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从魏源到曾国藩，代表了岳麓书院学生在求新中实现着向近代化文化的转型。

甲午海战以后到辛亥革命之间，岳麓书院学生在推动文化的近代化又前进了一大步。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仅限于工业制造、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还要包括社会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因甲午海战中腐败的清帝国败之于日本，这就激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倡导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变革的决心。岳麓书院学生以及在书院改制时期的师生们再次成为这场运动的倡扬者、领导者和实施者。他们创办传播新学的新式学堂，编辑出版宣扬维新的报刊和图书，举办各种各样倡扬维新变革的讲学活动。谭嗣同、陈天华、唐才常、黄兴、蔡锷、程潜均是那个时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者，为推动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与这场制度文化近代化过程相一致，湖南的维新运动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也涌现出一代辛亥革命的豪雄。总之，这个学府中培养的人士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实现着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华民族以更坚决的态度力图实现和完成中国文化近代化。新文化运动的建设任务，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近代型新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种超越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湖南更涌现出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他们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化能向着最新的、最高的层次发展。而这批人物中又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正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改制后建立的湖南高等师范、湖南大学的师生，他们以更有时代感的思想观念、更加科学的学术精神，为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以上就是岳麓书院知识群体的思想脉络，它确是宋以后的一千多年来中国知识群体精神历程的缩写。不管这一代代书生们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个群体的知识与道义的精神传统却贯穿在千年思想学术的脉络之中。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应该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当代中国的知识群体将会对民族复兴、社会发展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知识群体所承担的知识与道义的双重责任与使命，在今天更显得特别重要！

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

岳麓书院在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典型代表，它在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创造过辉煌的成就。自二十世纪初，岳麓书院先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大学。现存的岳麓书院古建筑群既是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历史遗迹，又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发展的见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启动了这个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工程。这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

岳麓书院作为中华民族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原状保护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在湖南大学的主持下，经过十多年的修复陈列，岳麓书院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书院讲学、藏书和祭祀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已获重现。其讲学部分包括讲堂（忠孝廉节堂）、湘水校经堂和文庙明伦堂；书院藏书的建筑御书楼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修复，并继续藏有古籍图书；书院的祭祀是崇祀先贤、尊师重道、砥砺后学的重要场所，已经恢复了书院包括供祀孔子、屈原、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在内的祭祀建筑与原状陈列，岳麓书院大成殿、六个专祠及屈子祠均恢复历史原貌。与此同时，我们恢复了清代书院的园林与书院八景，使书院既有“整齐严肃”的严谨，又有“鸢飞鱼跃”的活泼，充分体现了儒家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今天，当你踏入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座典雅而质朴、庄重而幽深的庭院后，会被这种厚重深沉的文化氛围所震撼，都会对古代士人文化传统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复兴岳麓书院自身涌动的积淀千年文化底蕴的教书育人优良传统。这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工程。岳麓书院在历史上就是研究型教育机构，教育家杨昌济称书院教育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根据书院教育这一特点，近年来我们把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重点放在硕士、博士的层次，这契合了书院作为古代高等学府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特点。近年来，岳麓书院陆续取得了历史学门类专门史和中国古代史的两个博士学位授予权，获得了哲学门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历史学、哲学、文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每年为国家培养国学方面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除了研究生教育之外，岳麓书院还积极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活动。文化素质教育以湖南大学本科生为主，开设了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课程，得到了学校师生的好评。其中体现岳麓书院文化传统特色的教材《中国传统文化导论》评为全国优秀教材，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在社会教育方面，我们吸取书院的会讲传统，邀请国内外名师来书院讲学，并利用现代传媒，宣传古老书院的历史，传播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影响遍及国内外。

与此同时，岳麓书院又逐步恢复其国学的研究功能。从八十年代中期成立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所，到本世纪全面恢复合国学研究、人才培养、文物保护为一体的书院建制，那个像历史上能够承担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岳麓书院”终于逐渐恢复起来。书院目前主要以中国思想学术、中国典章制度、中西文化比较、儒佛道与文学艺术、历史文物与文献、书院文化、湖湘文化为学术研究方向。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民族，然而在近代自我更新的进程中，它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传统文化在社会近代化中的尴尬遭遇同样体现在古代书院身上。从历史发展角度讲，书院改学堂对中国教育以及学术文化思想，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书院千年的发展史上，有创新、改革，也有守成、衰落。历史证明，无论书院经历何种历程，千年书院，文脉永在，精神永在，今天在“知识与道义”的感召下，传统书院在先进文化建设中，同样承担着重大任务，一定能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我们决心继承与弘扬先贤的文化精神并复兴岳麓书院，为中华文化的现代重建，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特别鸣谢《光明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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