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诗事

在平江，这个湖南岳阳市下辖的县城，关于杜甫之死的思绪拥塞了大脑。

诗圣杜甫的死，时常听到有人提起，大家笑，笑罢又叹息。那个伟大的诗人，怎么就饿成了那个样子，竟然连饥饱都分不清了，牛肉好吃，就把自己生生给撑死了？说这些话的人，听这些话的人，自然都是没有经历过饥馑年代的，但他们这样说完全没有嘲笑的意思，恰恰是出自对苦难的一种恐慌式的探测与掩饰。同时，又觉得，这样的死法的确配得上杜甫那个忧国忧民的形象。就像李白一样，竟然是醉后捞月，溺水而亡，这似乎注定是李白那种浪漫人生无可替代的结局。

在平江反复想到杜甫之死，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一座杜甫墓祠。了解之后，更是惊讶，谁能想到，全国现在竟有八座杜甫墓祠。各种说法让杜甫之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和安徽当涂那座有定论的李白墓再次形成鲜明对比。杜甫，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死终于让他有了某种超现实主义色彩。

这是给他的艰难人生留下一个逃逸的出口吗？

眼前是一面灰墙，前面站着几株绿色火焰似的柏树。入口只有一道窄门，上写：阐幽庵。看来这曾是一座僧舍。走近之后，天井的光垂下来，照亮一座墨绿色的大缸，里边青碧的水应该是积攒多日的雨。继续走，来到一间官厅，几张古老的木椅围成方形。每每看到这样的摆设，我都会想象古人如何坐在那里聊天。他们繁复宽大的衣襟会覆盖和摩擦着椅子，那场面和今天相当不同。墙壁上挂着一个块大的匾额，上书“学海流长”，是清代嘉庆学者张瓒昭所写。

伟大的诗，最终都会变成学问。艺术是灵动的风，而学问是在叩问和复现风的踪迹。有了踪迹的地图，可以让人们接近风的样态。

难道学问家是捕风者吗？我看是的。这就是我敬重学问家的原因，他们在神秘和现实之间，搭建着桥梁。

诗不但是风，还是高山冰雪，在点滴融化之后，流淌成了学问之河。

不知道张瓒昭写的时候出于何种考虑，但这样的想法，让我对文化与艺术的微妙之处，有所领悟。

从官厅出来，是浣花草堂，草这种质朴的植物，几乎成了杜甫的化身。人们想起杜甫的生活，似乎总不能离开那些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茅草。跨过草堂的阴影，终于看到了“杜文贞公祠”。这五个字是李锐所写，这位曾经做过毛泽东秘书的学者，正是平江人。平江这个位于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交界的小地方，用“人文隆盛”去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来杜甫墓祠之前，先去参观了天岳书院，院门两侧镌刻石联“天经地纬、岳峙渊渟”，线条雄浑壮伟，让我印象极深。朋友说这是清代学者李元度所书。天岳书院跟岳麓书院在规制上基本一致，将教学、藏书和祭祀归为整体。天岳书院现在成了平江县第一中学的一部分，也算是文脉有所延续。

杜文贞公祠里坐着杜甫的塑像，初看似是青石质地，但细看之下，局部有金色，应该是铜像。也许是长期有烟火供奉，塑像显得有些灰暗。所幸不是那种彩塑，这种青灰色中透着金属的黄色，在象征意义上，正是属于杜甫的颜色。塑像呈现的杜甫干瘦，法令线明显，神色凝重。他右手端着一本书，眼睛却没看书，而是望着前方，好像还在忧虑。但那眼睛并不畏怯，有种坚定的力量，像是那金属的硬不容回避。我站在塑像面前，感受到了这种硬邦邦的力量，有些感动。我此前很少去感受杜甫内在的力量，注意力多停留在杜诗上，而忽视了那个人，但仔细想来，杜甫的那股韧性都在他的诗里。他不像李白，李白的力量是长啸在外的，他是内敛的，沉吟的，甚至是有些谦卑的。

他头后方的匾额上写着：诗中圣哲。

瘦弱之躯，却撑得起这四个字。

他的墓就在祠后。

这座墓的形状有些奇特，正面是墓碑，碑两侧是弧形矮墙，像是伸开的胳膊来了一个诗意的拥抱。碑后的坟茔被青石覆盖，半圆形的顶上还有一块圆形石珠。两侧的矮墙后有土坡，可以走上去，上边草木丛生，站在杂草中俯视坟茔，那圆顶如同一顶帽子。而那坟茔和后方的土坡之间构成的环形凹陷，又让我想起探测宇宙深处的射电望远镜，杜甫在黑暗的地下还在接收和凝聚着宇宙的神秘诗意吗？

墓前有一个方形的小小水坑，内有清水，说是给杜甫写诗之后洗笔用的，来的人沾沾那水，都会才思泉涌。朋友们大都是写作之人，都笑着蹲身伸手，让清水变成想象中的醍醐。正是初夏，湖湘的阳光猛烈，我感到手臂被清凉给拯救了。这手，理应写出更好的文章。

很快遇到了好文章。一侧廊柱上的楹联写得很好：“与杨孝子共结芳邻，风马云车，应将遗事谭天宝；后屈左徒告終此地，骚才诗圣，各有英灵护汨江。”杨孝子是邻县浏阳人，生于唐天宝年间，他是个郎中，瘟疫暴发时，为了救人，四处奔走，救人无数，但是自己的父母却染上瘟疫而死。他深感自己不孝，在父母墓附近的池塘自溺了。人们为这个孝子立庙祭祀，称作孝子祠，又称麻衣殿。这上联是很有些湖南人的幽默的，杜甫和杨孝子这两个完全不同却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可以聊聊天宝旧事，就没那么寂寞了。下联是令人暗暗震撼的，杜甫和屈原这两大超级文豪都告终此地，他们的灵魂该怎样护佑这片水土？

撰写这个楹联的是清代学者张岳龄。

我在拜谒墓祠之后，将照片发给考古学的朋友。朋友说墓葬形制不是唐代的，地下不知道，需要勘探。我想，一千多年的时光流转，地面上的形制定然毁损无存，现在看到的是光绪年间重建的。即便这里的确还存留着几个唐代石雕莲花座，也无法有效地证明什么。至于地下勘探，那自然是句玩笑话，谁能为了鉴定墓的真伪就去打扰诗人的休息呢？当地几位学者言之凿凿地说，这一定是杜甫的真墓，列举了许多证据，但都无法打动我。我想，其他的八座杜甫墓，一定也会有它们的证据。但这其中，一定没有铁证，因为如果有铁证，便不会存在八座墓祠。

但是，我又越来越愿意相信：平江这座杜甫墓祠，是大诗人的真正归宿。

因为紧挨着墓祠的是一个诗社——铁瓶诗社。

对诗人来说，这世间还有比诗歌本身更好的魂器了吗？更何况，在诗社的另一侧，居然有一所小学，孩子们的笑声随着风传来，那笑声跟唐朝的孩子们发出的，一定一模一样。诗和孩子们的笑声具有某种同质性，它们可以超越时间，甚至可以创造未来。

光看“铁瓶诗社”这个名字我以为是当代成立的，但了解之下，发现是清末成立的。门墙的牌子上写着：

铁瓶诗社，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平江著名文人李元度（官布政使）张岳龄（官按察使）倡导并捐资修建，是文人骚客谈诗论赋泼墨挥毫之所。因诗社未完工张岳龄病逝，故用其名号“铁瓶道人”命名“铁瓶诗社”，以作纪念。

我忽然想起了天岳书院的书法，以及杜甫墓祠的楹联，不就是这两个人吗？连日来行走看到的历史讯息，终于对上号了！

古代诗人大多都有官宦身份，但在這一县之地，竟有两个这等不凡之人，而且还居然都是“省部级”官员，不免令人好奇。

走进古旧的诗社，在阴暗的光线中，我看到了李元度的头像。他的眼睛窄小，表情严峻，总体上给人阴郁的印象。看他的简介，这个人确实不简单。他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改号，叫超然老人。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四岁丧父，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以举人身份到黔阳县当教谕。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病逝任内。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著述之多：有《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天岳山馆文钞》四十卷、《天岳山馆诗集》十二卷、《四书广义》六十四卷、《国朝彤史略》十卷、《名贤遗事录》两卷、《南岳志》二十六卷等。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南通志》。他并非隐士，却如何在晚清的乱局中写下如此多的文字？他的著述大多与湖南相关，又如何在生命的最后时段成了贵州的布政使？这些简介中没有提到的，应该才是这个人生命中最关键的地方。

这里对“铁瓶道人”张岳龄的简介似乎有些少，说他在外为官多年，十分关心家乡建设，正是他在县城东南黄土仑购地数百亩，捐资改建天岳书院，并资助修建藏书楼，购买书籍数千卷，供学子们选读。他学识渊博，工于诗词，著有《铁瓶诗钞》十二卷、《铁瓶东游草》等。还有一点让我记忆深刻：原来他就是考证出杜甫墓在平江的第一人。《唐书》中有元稹撰写的《杜甫墓系铭》，说杜甫迁葬到了偃师。张岳龄对此进行实地考察，亲自跑到偃师、巩县，却没发现杜甫的墓，就写了篇文章：《杜工部墓辨》，称元稹之文不足信，认定杜墓在平江。随后，他与李元度等人集资修复了杜子祠。也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座。仅此一点，这座杜甫墓祠恐怕就是独一无二的：文人学者的考证，成了这座墓祠的一部分。它超越了物质，是文化的见证。

因此，杜甫墓祠、天岳书院和铁瓶诗社，平江这些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说都是这两个人留下的。

平江山多，几乎四面环山，参观诗社后，先后花了两天时间，陆续去了幕阜山、石牛寨、福寿山。一个在北，一个在西，一个在南，从这山去那山，全是很远的曲折的山路，坐在车里忽左忽右，在密不透风的绿林里穿梭，头脑变得越来越昏沉。随行的这帮朋友居然都身强体壮，没有晕车呕吐的。但我的肠胃不时发出“受够了，要吐了”的警告，我只能转移思绪。最终，身体一直停留在那样的临界状态，没有崩溃。对于身体的挑战，在石牛寨时达到了顶峰。在石牛寨的美人峰与大矛寨的绝壁之间，建了一座长达三百米的玻璃桥。听闻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有座全透明的玻璃桥，人走在上边会两腿发软，没想到在平江便遇见了类似的桥。那天运气好，飘了一阵蒙蒙细雨，因而桥的透明度大打折扣，走在上边，下方的万丈深渊被水雾遮挡了许多，不至于吓到腿发软。但也看到一名女子在桥头尖叫着不肯往前走，身边的男士试图背她，女子使劲拍打着男士的背，说：“那有什么区别？”这句话让我笑了很久。

最好的学问，是不是就像这玻璃桥一般，可以让人无遮无拦地看到诗？

那夜，夜宿幕阜山顶的宾馆。在宾馆的会议厅里，当地朋友请来了一位道长，给我们演奏了一曲尺八。尺八本来是盛唐最流行的一种乐器，却在中国失传了，多亏日本人将这种乐器保留了下来。我第一次知道它，是在卞之琳的诗里。那首诗就叫《尺八》。“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这首诗写于京都，我一直在想，那是一种怎样的声音？那声音对我们来说，吹动的是多深的乡愁？如今，亲耳听到现场的尺八之声，那空气的奇特颤动钻入耳朵，我的脊背一阵发麻。音调在一段悠扬平缓过后，总有一声长叹似的猛烈震颤发出，气势忽然飙升，让四面的聆听之心战栗。

那是回荡在盛唐夜空中的声音，和杜甫的诗歌一起，氤氲成了一种关于盛唐的乡愁。那是日本的乡愁，是李元度和张岳龄的乡愁，那是卞之琳的乡愁，那是我们的乡愁。

但那乡愁究竟包涵着多少种意蕴？

一个人回到房间，想到李元度和张岳龄的身影，又去研究。不出所料，晚清那段精彩的历史喷薄而出。

原来，这两人都是在镇压太平军期间，开始施展起人生的抱负。两个人起事后，都是先去投奔曾国藩麾下，但两个人的命运大为不同。张岳龄先是跟着曾国藩踏实苦干，后来又跟着左宗棠，一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他都鞍前马后，忠心耿耿，自然他仕途顺遂，功赐策勇巴图鲁，授荣禄大夫，从一品。但李元度便是坎坷一生了。他的才华要远在张岳龄之上，但也因此恃才傲物。他在曾国藩兵败要自杀之时，作为心腹幕僚救下了曾。曾国藩感念他，说：“与次青约成婚姻，以申永好。”但直到曾国藩死后，曾国藩之孙曾广铨与李元度之女方才成亲。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交恶了。

那是咸丰十年，太平军围攻徽州，李元度站出来主动请缨，曾国藩犹豫了一下，还是准了。可没想到仅仅一天一夜之后，李元度就兵败如山。李元度因为羞愤，逃出后居然没有回中军大营，却去往浙江衢州、江西广信等处，后来投奔了浙江巡抚王有龄麾下。在曾国藩看来，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不可原谅的：李元度没有贯彻他要求坚守的战略，贸然出击，导致大败，而且贪生逃跑，又投奔别的主子。曾国藩本以为李元度战死了，不免伤感，但知道情况之后，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奏弹劾他。幸亏有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联名奏保，他才幸免被充军的命运。他回到平江故里，开始著书立说。

曾国藩打下金陵，太平天国覆灭后，他加官进爵，位极人臣。这时，到了重新评估过去的时刻，他的心态也有了变化。对于李元度这个旧友，他念起了李元度曾经的功劳，以及李元度过人的文才。他反躬自省，认为李元度的战败跟自己作为主将的用人不当大有关系。他在给皇帝的密奏里写道：“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唯李元度抱向隅之感。”此前，他三次弹劾李元度，因此只能说：“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皇帝让左宗棠复查，虽无结果，但正是这道奏折，让李元度对曾国藩的怨气全消。

自此，两人恢复了通信。

曾国藩知道了李元度正在书写巨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这是一部关于清朝人物的传记品评之书，分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门，所涉及传主有五百人之多。曾国藩对郭嵩焘说：“同时辈流中无此巨制，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李元度投桃报李，顺势邀请曾国藩为书作序。曾国藩欣然应允，在序中写道：“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编立就，亦云勇猛矣。”人们常常傳言曾国藩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之说，却在曾国藩文集中找不到出处，其实是在这里：

——“屡蹶仍振”。

数年后，贵州发生民变。贵州巡抚张亮基无人可用，想到李元度正值壮年，便有意请他出山。可李元度正全身心投入在著述之中，迟迟没有回音。张亮基只得通过曾国藩去劝说。曾国藩对李元度一直愧疚，身边跟自己打天下的兄弟哪一个现在不是高官厚禄，而李元度却是一介布衣，隐居乡间。因此他便劝说李元度出山，李元度听“恩师”的话，入黔后自领一军。李元度曾经面对太平军大败，但对付这些地方小型叛乱，他还是绰绰有余。他屡战屡胜，连克叛军村寨九百余座，战功卓著。这样一来，李元度终于迎来了不错的晚景，官至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等职。

同治十一年，李元度五十一岁。他和曾国藩已经有十三年之久没见过面。他在诗中写道：“一别十三载，相思欲断肠。”他决定去看望自己的这位恩师。曾国藩心中应该也是兴奋的，两个人很快约好了行程。李元度收拾行囊，准备启程，没想到忽然有噩耗传来：二月初四，曾国藩在南京病逝。这对李元度来说，犹如地动山摇，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多年的复杂积怨与深厚情谊，眼看就要在面对面的把酒言欢中升华成人生的巅峰体验，却一下子失重了、落空了，那是一种被抽空了生命内质的崩塌。他一连作《哭师》组诗，五律十二首，回望过往，痛悔自身。

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

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

他写明了“前期我负公”，而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弹劾，则和恩泽一样，也是一种教诲，如春风的温暖铭记在他的心底。他为曾国藩还撰写了挽联，对于这个“诸侯王”式的人物做出了历史性的高度评价：

是衡岳洞庭间气所钟，为将为相为侯，自吾乡蒋安阳后，历三唐两宋迄元明，二千年仅见。

与希文君实易名同典，立功立言立德，计昭代汤睢州外，较诸城大兴暨曹杜，一个臣独隆。

这个高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曾国藩若知道，肯定会欣慰地说：

“还是次青懂我。”

《哭师》最后一首的最后两句是：“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读后更是让人吁叹。李元度在情感上已经彻底折服于曾国藩，希望来生还能做他的学生。他死后，曾国藩后人将他附祀在了长沙的曾文正公祠。也许，这正是他的遗愿。

在这场友情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古人那种自省的情怀。这种情怀与他们那种极高的人文素养很有关系。他们都能带兵打仗，也能提笔为文，是武将，也是文人，因此他们对于他人和自我有着微妙的体认。李元度和曾国藩，他们一开始是莫逆之交，但能让他们在心底深处对对方念念不忘的，其实还是缘于他们彼此间的真诚欣赏。随着时间和世事的缓缓展开，李元度理解了曾国藩是鲲鹏式的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人物，写下“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这样的诗句；曾国藩也在李元度的发奋著述中，确认了后者是超出同辈人的文化大才，想到因为自己用人失当，又再三弹劾，让李元度半生痛苦，内心极为愧疚。

这段往事，让我睡意全无。我走出宾馆，来到近旁的山顶崖边。虫鸣和树影像是历史的面纱，我望不到内部的风景。我意识到，李元度在平江的这段岁月极为关键，狂傲的他在这里关起门做学问，一心品评同时代的人物得失，其实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复杂情愫。他必须对曾国藩、对自己在一个大尺度下有所判断。他在品评、判断别人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品评和判断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因而他后来能以谦卑之心面对曾国藩，反复悔悟自己的“辜负”，这种悔悟与曾国藩的歉疚应和在了一起，情感的扭结在两个人内心细腻的思虑和反复的激荡下，终于解开了缠绕，迎来了清朗。

这其中有种诗与史的辩证。

因为诗的存在和见证，历史的细节才变得如此动人。那些动人的细节正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在。扪心自省，他们相较我们，有着更多的“诗”，因而他们有着更为完整（与正确无关）的人格。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他人的情谊，他们有着更为明晰的道德判断。他们作为一个人面对世界之际，是彻底敞开自我的。他们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并没有像我们这样脱节，而是犹如这周遭的虫鸣和树影，是浑然一体的。

这确实值得今人追慕。

我闭上眼睛，在冥想中回到了铁瓶诗社。

李元度得知曾国藩的噩耗后，坐在那晦暗的房间内，透过窗户，望见的是杜甫的墓碑。那是一个黄昏，刚刚下过雨，灰色的墓碑被雨淋湿后，呈现出一种深沉的黑色。他在方才下雨之际哭过好多次，仿佛是外面的雨淋在了自己脸上。他的心感到的不是疼痛，而是一种巨大的落寞，他抚摸着手边刚刚印好的自己写的书，忽然感到了空虚，好像没有了那个人的目光扫过，这些文字便失去了意义。在泪眼朦胧之际，一只夜鸟啼叫着，飞落在了杜甫坟茔的正上方，那黑色的剪影仿佛是那半圆的一部分，是焊上去的，如同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他有些无奈地想到，自己所能做的，其实只能和那坟茔的主人一样：提起笔来，写下自己的痛苦。总会有人看到自己此刻的痛苦。就像他时常在这里望着杜甫墓祠，品读杜诗一般。于是，他犹豫着，在纸上写下了“哭师”二字。

责任编辑：胡汀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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