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诗词对先秦文化元典的受容探赜
时间:2022-06-15 11:42:01 浏览次数:次
摘 要:诗词歌赋作为《红楼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如《红楼梦》文本本身一般,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之处甚多。就文学接受而言,《红楼梦》诗词于经史子集四部亦多有染指。单就经部而言,《诗经》在《红楼梦》诗词中的大量出现,亦绝非偶然。《红楼梦》借径《诗经》言说自家块垒,或潜塑人物性格,或暗示人物命运,或小示情节发展,或幽构周遭环境,可谓匠心独运,穿凿无痕。由《红楼梦》诗词对《诗经》的受容,亦可管窥作者对以经、子二部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元典的接受与态度,即《诗经》优先、重道轻儒的原则。
关键词:诗经;红楼梦;诗词曲赋;文学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7.4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4-0129-14
相对而言,《红楼梦》诗词研究并非红学研究之重镇。陈独秀先生曾在《<红楼梦>新叙》一文中放言:“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史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林文光:《陈独秀文选》,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随后,茅盾先生在《<红楼梦>(洁本)导言》一文中作出回应,他认为“大观园众姊妹结社吟诗,新年打灯谜,诸如此类的风雅故事”可以“全部删去”茅盾:《茅盾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20页。陈、沈二位先生作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深受西方叙事学典型人物理论之濡染,加之当时对一切传统文化价值进行重估的文化风气,直接导致其观点的时代局限性。且当时的红学研究尚未普及与深入,考据索隐二派搅动风云的红学气象,《红楼梦》诗词研究被弃置一隅亦在情理之中。然而,一部叙事文学作品的成就,不仅体现于这其中的人情世故,诗词歌赋亦会增加文本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情趣。正如宋克夫先生所言,贾宝玉所追求的“任情恣性”的存在方式便是“诗酒生活”宋克夫:《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如果离开了诗词歌赋,大观园这诗意地栖居将会黯然失色。更何况,《红楼梦》诗词是作者逞才的绝佳载体。如《秋窗风雨夕》便是《春江花月夜》的仿作,但前者的意境已然超脫后者藩篱而自成一家。《红楼梦》诗词在承继前代优秀文化成果之时,从神髓上则是把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元典作为其逞才的精神内核。《红楼梦》熔淬《诗经》之雅言,或潜塑人物性格,或暗示人物命运,或小示情节发展,或幽构周遭环境,可谓匠心独运,穿凿无痕。
一 《红楼梦》对《诗经》的受容概况简论
概而观之,《红楼梦》对《诗经》的受容可以分作三种类型。
类型一:《红楼梦》文本对《诗经》的直接引用。
例如: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中,贾政审问李贵宝玉的学习情况时,李贵就直接“误用”了《诗经》里的句子:
(贾政)因向他(李贵)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帐!”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连连答应“是”,又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撑不住笑了。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从上面这一段对话可以得出四个结论:第一,这种引用属于因人而异型的“误用”。正如蔡义江先生所言,红楼诗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按头制帽,诗即其人”(在论及红楼诗词时,蔡义江先生认为红楼诗词有如下六个特点:1.真正的“文备众体”;2.借题发挥,伤时骂世;3.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4.时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映;5.按头制帽,诗即其人;6.谶语式的表现方法)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页。曹雪芹在旁征博引之时正是遵循了“按头制帽,诗即其人”的原则,李贵胸无点墨,因为跟着宝玉才旁听了些许内容,把“食野之苹”说成是“荷叶浮萍”,如此谐音相近的错法,亦在情理之中,恰好吻合了李贵的地位和身份。第二,这种引用同时又属于环境指向型“妙用”。“呦呦鹿鸣”出自《诗经·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毛诗序》云:“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1页。这时,这种引用刚好有提示环境的功用,与“贾政回家早些,正在书房中与相公清客们闲谈”的情况吻合,而贾政厚遇这些清客更是不言自明。而面对李贵的谐音之错,贾政与清客们“哄然大笑”,这错愕与欢笑的对比,说明儒家入仕之知识仍然掌握在少数士大夫手中,下层民众仍然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知识。第三,有些学者认为,这句“误用”暗示了贾宝玉将来的命运,是典型的借典明志。陈子为认为:“‘呦呦鹿鸣’者乡闱报捷也,‘荷叶浮萍’者闱后潜逃也,宝玉之末路已兆于此也。”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03页。此评虽有穿凿附会之嫌,但以“呦呦鹿鸣”喻指“燕嘉宾”,亲朋故旧前来道贺,证明宝玉乡闱得中;以“荷叶浮萍”喻指水流云散、万境皆空,进而暗示宝玉“悬崖撒手”、皈依三宝。亦可自成一说。第四,表明了曹雪芹推崇《诗经》的态度。在贾政看来,贾宝玉对《诗经》的学习只是“虚应故事”“掩耳盗铃”,并无实际功用,所以让贾宝玉跳过《诗经》,直接从《四书》开始。这就是贾政父子对于儒家经典——以《四书》为代表的科考文化和以《诗经》为代表的怡情文化——价值取向的根本分野。明清科考以《四书》为纲领,贾政此举无非是让贾宝玉早日习得科举的文化语境,以备日后走上仕途,光耀门楣。事实上,宝玉的逆反就体现在对《四书》的睥睨,进而对诗词歌赋这些怡情文化情有独钟,大观园所题楹联、《芙蓉女儿诔》等作品中均引用《诗经》的篇什便是佐证。可见,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轻视《四书》的行止,肯定并推崇了以《诗经》为代表的怡情文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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