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唱的领袖颂歌
时间:2022-06-16 09:28:02 浏览次数:次
摘要: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曾在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广为传唱,但在50年代初却被作为一首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坏歌”遭到批判而禁唱。对《毛泽东之歌》的批判鲜明地反映了“左”的政治思潮与音乐思潮在建国之初的发展及其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之歌》;音乐批评
中图分类号:J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1)03-0087-04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歌颂领袖毛泽东的歌曲成为音乐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产生了数以万千计的毛泽东颂歌,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这些歌曲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后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真诚爱戴,一方面也反映了个人崇拜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已有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创作,而且一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一位网民写过一篇短文,回忆上世纪40年代在青年学生中流行一首《毛泽东之歌》的歌曲,并对歌曲在建国初期政治运动不断的环境下遭到禁唱的命运表示遗憾。
每当学校里、市里开大会、游行活动,此歌每会必唱,风头大大盖过陕北唢呐曲改编的《东方红》。(1)爱唱这首歌不能说是由于政治挂帅,什么热爱领袖之类的高调,而是因为它曲调优美、开朗、舒畅,具有西方风格(当时从报上知道在北京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也爱唱)。但进入大学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首《毛泽东之歌》从此就不见了。(2)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曾经得到传唱的《毛泽东之歌》有两首:一首是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毛泽东之歌》;一首是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两首同名歌曲均创作于1941年,前者是一首篇幅稍长、两个主题变化重复的合唱作品,进行曲风格与抒情性相结合,结构方整;后者是一首非方整性结构的三个乐段的单声部歌曲,节奏活泼而富于抒情性。网民短文中提到的《毛泽东之歌》是指春桥与卢肃的作品,作于1941年“七一”前夕。(3)
歌曲词作者“春桥”即“文革”时“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张春桥(1917—2005),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曲作者卢肃(1917—2004)毕业于延安鲁艺音乐系,时任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是独幕歌剧《团结就是力量》的曲作者。正如上面引文所述,这首歌曲发表后曾受到不少青年人的喜爱和传唱,一些歌咏活动中还专门教唱这首歌曲。建国后,《毛泽东之歌》由人民广播器材厂灌制唱片广泛发行,销量很好。但歌曲播出后却引发了不少批评,认为这是一首不适合歌颂伟大领袖的“坏歌”,并在1951年遭到音乐界的批判。正如《毛泽东之歌》这首歌曲已被历史所遗忘一样,建国初期由这首歌曲引发的音乐批评领域里的第一桩歌曲批判事件,如今也很少有人知晓了。
首先对这首歌曲提出批评的是周巍峙。1951年2月,周巍峙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就当前一些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所存在的创作问题提出批评,其中提到了《毛泽东之歌》。周巍峙认为:
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词中虽也着重说明了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他所选取的形象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加上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特别是:
则更带有感伤的成份。有人认为它的情调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这个歌曲是十年前的创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4)
文章只是指出了词、曲上的一些缺陷和不合乎时代的要求,并未对歌曲作出什么严厉的批判。最后,周巍峙提出要在迎来建党30周年之际,多创作一些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作为礼物献给党和领袖。
周巍峙的文章在上海和各地一些报刊上作了转载,引起了音乐界的关注。歌曲遭到批评之后,作曲家卢肃(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团长)没有就此发言,词作者张春桥(时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于1951年3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周巍峙的批评作出了回应:
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一九四一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一九四三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5)
《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简短的编者按:
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6)
编者按寥寥数字,但却字字千斤,实质上宣布了禁止《毛泽东之歌》的继续演唱和传播。张春桥的回应文章也带有鲜明的检讨色彩。但批评并没有结束,除周巍峙的批评文章外,《文艺报》发表了署名咏群的批评文章。文章认为:
词作本身是有缺陷的,但作曲者不仅没有去填补那缺陷(也许是有困难的),反而扩大了它,使人愈唱愈难受起来。我认为这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上是大大地损害了人民对毛主席的崇高的思想感情的!(7)
作者还提供信息说:
曾经有几个共产党员联名写信给他们的上级党委,很严重地提出对《毛泽东之歌》的意见,大意是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感情上总像是受了很重的打击一样,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因为这首歌曲所表现的感情是非常不健康的,甚至是沉郁的。(8)
《文艺报》为本文所配发的编者按指出:
我们希望这一意见能引起音乐工作部门的注意,并建议音乐工作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歌曲加以审查,如果它的确有损于人民领袖的伟大形象和人民对于领袖的敬爱的感情,就应当停止演唱,加以必要的修改,所灌的唱片亦应予以销毁。(9)
除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和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刊发了批评文章外,中国音协机关刊物《人民音乐》也收到批评文章,文章除对歌曲本身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并认为它是一首“坏歌”外,对唱片制作者也进行了责难:
《毛泽东之歌》诚然是一首富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不健康的歌曲。以这样的歌曲来歌唱人民领袖的伟大形象是不恰当的……这支歌曲所以坏到今天大家所认为的那种程度,除了歌曲作者应负主要责任外,为该曲灌制唱片的指挥者也要负一部分责任。(10)
从上述引文已不难看出,对《毛泽东之歌》的批评实际上已经上升到政治和阶级斗争的高度。
鉴于《毛泽东之歌》的社会影响和作品存在的“严重问题”,唱片又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乐团灌制,上海音协于是在1951年4月20日专门召开了有丁善德、向隅、杨嘉仁、姚牧、司徒汉等30位音乐家参加的座谈会,会议由《上海音乐》主编夏白主持。座谈会围绕着《毛泽东之歌》以及周巍峙、咏群的批判文章展开讨论和批判。批判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曲调问题
《毛泽东之歌》之所以被广为传唱,曲调比较优美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这首歌的批评却也更多地集中在曲调问题上。丁善德认为:
这支歌的曲调很悲,像一支挽歌。一点儿没有热情欢颂的情味,特别是越唱越凄凉。(11)
董源则把这首歌与吕骥创作的《聂耳挽歌》联系起来,指出:
用这样的曲调来表现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歌颂,是很不恰当的。(12)
向隅对歌曲整体的形式与风格提出批评:
作者的特殊风格是喜欢用奇特的曲调进行和异乎寻常的静止,但运用在这首歌曲里面是不适合内容的要求的,也正好是这些形式上的特点,博得了那些有着这首歌曲所表现的不健康的感情的人们的喜爱,这也是这首歌曲能在某些群众中间流行的原因之一。(13)
刘福安将曲调方面的问题归结为“不是新现实主义的”。(14)
针对丁善德和董源的意见,杨嘉仁提出补充建议,认为可以通过和声、速度与演唱风格方面的创造以弥补丁善德、董源所说的不足之处。
二、歌词问题
歌词的缺陷是批评者一致指责的第二个严重问题。章枚认为:
作品主要的错误在于歌词:首先是把领袖比喻成海燕,孤零零地高翔于群众之上……没有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党和群众的力量。……把当时的环境描写成‘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前途毫无希望的样子,这也不是当时马列主义政党的感情。(15)
向隅认为:
只孤立地写领袖,而没有适当地写出群众与领袖之间的正确关系,是这首歌词的基本的缺点。……其次是把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作了不均衡的不恰当的描写。(16)
章枚的观点使我们想到了贺绿汀在1954年发表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一文,文中针砭时弊地指出了音乐批评家对音乐创作“开列感情账单”的问题。向隅对歌词所提的意见,则涉及到了一首抒情性诗歌或歌词的构思与语言技巧问题,如何完美地在歌词中表现群众与领袖之间的正确关系以及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对比,就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三、思想问题
座谈会总的意见是认为《毛泽东之歌》无论在歌词还是曲调方面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其根本问题是反映了鲜明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感情和对伟大领袖的歌颂。
作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乐团团长,姚牧首先作出自我批评,认为他所在的广播乐团对这首歌曲的流行负有一定责任。他同时指出:
这支歌是七声音阶的,而且知识分子趣味很强……我们现在还唱这样不健康情绪的歌曲是有坏的影响的。特别是在学生群众中,容易接受其中适应感官的习惯的小资产阶级的旋律趣味。(17)
没有正确地表现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支歌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幻想和软弱的感情,缺少坚强的斗争气魄。……旧的,像《毛泽东之歌》这样在感情上有毛病的歌曲,在和平的新的环境下再流行下去,坏的影响就很可能逐渐多于积极的作用了,事实上一般歌咏工作者和群众已反映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广播乐团的代表同志声明不再唱这首歌曲是很有意义的。(18)
总之,鉴于这首歌曲存在的上述“严重问题”,姚牧、丁善德、向隅等人建议电台不要再播放这首歌曲,因为“群众的情绪和那时候不完全相同了,要求提高了,因此这首歌就不再适合在今天的情况下唱了”。周一丁则指出,这首歌曲依然还在传唱,“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感情一般的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应当努力“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写出“配得上这伟大时代的作品”。
座谈会的基本精神如向隅所说:批判旧的创作是为了吸取经验丰富新的创作,应多创作歌颂领袖的新作品。与此同时,《人民音乐》编辑部也收到了拥护周巍峙、咏群文章观点的读者来信,要求多多创作赞颂领袖的歌曲的建议。(19)《人民音乐》1951年7月第二卷第五期集中发表了吕骥等人创作的毛泽东颂歌6首。这也是这场关于《毛泽东之歌》的批判所带动的一个直接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音协虽然没有展开对《毛泽东之歌》的更大范围的批判,但音协主要领导对这首歌的批判应该是有所表态和支持的。我们从1954年吕骥在一篇谈群众歌曲创作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有些歌曲,其实不一定都是抒情歌曲,确实有些不健康的成分,是以个人的、陈旧的、轻浮的情感代替了新的、乐观的、健康的人民情绪。……《毛泽东之歌》就是明显的例子。固然,缺乏分析地随便给某些歌戴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是不恰当的,但因此放弃对于有严重缺点的作品的批评,同样是有害的;那样要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以及各种庸俗的思想情绪就会得到发育的温床,抒情歌曲就有走向灰色的、颓废的道路的可能。(20)
不难看出,吕骥是把《毛泽东之歌》视为抒情歌曲创作的反面典型加以举例的。文中还再次连带批评了陈志昂创作的歌曲《解放区的天》(因歌曲中使用了滑音),认为这些作品是“有严重缺点的”。
回顾历史,《毛泽东之歌》、《解放区的天》这些作品是否真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庸俗思想情绪发育的温床”,使“抒情歌曲走向灰色、颓废的道路”,已经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了。总之,关于《毛泽东之歌》的集中批判自上海音协的座谈会后基本结束,批判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遵循《人民日报》精神,这首歌此后不再广播和演出,并最终被人们慢慢遗忘。(21)
客观地讲,从歌词和乐谱来看,《毛泽东之歌》算不上是一首完美的作品。但从1941年歌曲创作时的历史状况来看,歌词还是比较诗化地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感受和对毛泽东由衷的赞美,歌词形象的构思与表现明显受到了高尔基《海燕之歌》的影响。至于对歌曲旋律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建国后歌颂领袖歌曲创作的要求所影响。与当时多数以进行曲风格或豪迈激昂的颂歌体裁创作的赞美毛泽东的歌曲相比,这首歌曲的确显得抒情有余而豪情不足,但旋律中被指为具有沉郁乃至挽歌情调的乐句,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制于演唱者的二度创造是否成功。因此,批评者的要求难免有时过境迁后的苛求历史和主观主义地解释作品之嫌。音乐创作是不可以开列感情账单的。客观地讲,《毛泽东之歌》之所以在当时受到青年人的喜爱,恰恰是因为歌曲较为流畅优美的旋律及其所传达出的深沉而不失乐观的情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首歌曲无论如何也不是批评者所抨击的那样——是一首“坏歌”。
有意味的是,1941年同时诞生的这两首《毛泽东之歌》,其艺术生命是不一样的。也许是受合唱形式的限制,马可作曲的《毛泽东之歌》现在很难听到了,而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竟然可以在70年之后的网络上得到音乐爱好者的传播,(22)这足以说明它依然活在一些老人的心里。(23)可见,一首音乐作品能否得以流传,其艺术价值的高下和是否受到人们的喜爱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一首歌颂领袖的歌曲缘何却引发了这样一场批判?其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三四十年代以来即已存在并在建国后不断发展的“左倾音乐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在于这一思潮制约下歌曲创作中存在的概念化、八股化的倾向。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不合乎革命要求的词曲作品往往会被戴上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此外,《毛泽东之歌》遭到批判之际正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和“兴无灭资”运动广泛开展之际,这是一些文艺作品之所以遭到否定的深层背景。1951年后,由政治原因而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的全国性大批判更是对音乐领域产生了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建国初期音乐领域里发生的一些旷日持久、上纲上线的音乐大批判,与上述政治气候密切相关。比如对电影《武训传》的音乐、歌曲《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远航归来》、电影插曲《送别》、《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小燕子》等的批判以及全国范围内群众性的“黄色音乐”大批判运动,都对音乐创作特别是抒情歌曲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束缚和消极影响,导致人们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狭隘、庸俗地理解歌曲的社会功能,造成歌曲创作上普遍存在着风格单调、手法雷同、概念化严重的局面。
对《毛泽东之歌》的批判是建国初期音乐作品批判活动中第一桩有着较大社会影响的批判事件。“文革”中大行“极左”之道的张春桥在建国初期亲自尝到了“左”的文艺批判的味道。但谁也不会想到,张春桥在“文革”期间和他的帮派们将这种“左”的文艺批评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酿成了文艺界的诸多冤案,可谓变本加厉。当初批判《毛泽东之歌》的一些音乐家们也在“文革”中遭到冲击,这也是当初他们在批判这首歌曲时绝对不会想到的。“左”的思潮不根除,民主的机制不确立,就会形成这种角色互换的黑色幽默。今天,当我们再次钩沉发生在60年前的这场歌曲批判活动时,其中的思想实质、历史教训依然值得深思。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1)歌曲《东方红》曲调原为陕北民歌《骑白马》,约在1942年冬由民歌手李有源填词而成。——引者注。
(2)http://forum.lorein.cn/thread-27549-1-1.html
(3)春桥词、卢肃曲《毛泽东之歌》乐谱刊载于《大家唱》第三集,上海教育书店1949年版。
(4)周巍峙《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人民日报》1951年2月11日第五版。本文后收入作者文集《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但关于《毛泽东之歌》的批评文字作了删除。
(5)张春桥《<毛泽东之歌>的作者对批评的答覆》,《人民日报》1951年3月11日第五版。
(6)《人民日报》1951年3月11日第五版。
(7)咏群《从<毛泽东之歌>谈起》,《文艺报》1951年第三卷第9期,第18页。
(8)咏群《从<毛泽东之歌>谈起》,《文艺报》1951年第三卷第9期,第17页。
(9)《编者按》,《文艺报》1951年第三卷第9期,第17页。
(10)顾翌《指挥者和演唱者要更认真、更慎重些——关于<毛泽东之歌>的一点补充意见》,《人民音乐》1951年第二卷第六期,第20页。
(11)上海市音协《我们对<毛泽东之歌>的意见——关于歌颂领袖的歌曲创作座谈会纪录摘要》,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编《上海音乐》1951年第一卷第三期,第1页。
(12)同上,第1页。
(13)同上,第3页。
(14)同上,第3页。
(15)同上,第2页。
(16)同上,第3页。
(17)同时,第2页。
(18)同上,第4页。
(19)华东海政文工团音乐组《多写些更好的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人民音乐》1951年第二卷第三期,第64页。
(20)吕骥《为创作更多更好的群众歌曲而努力——关于群众歌曲创作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1954年4月号,第7页。
(21)以两本比较重要的音乐资料集为例: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毛泽东颂》歌曲集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音乐集)中均收录了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而未收录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
(22)当年喜爱这首歌的怀旧者上传了如今自己演唱这首歌的录音: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xODU3NTEy.html
(23)笔者曾就本文请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大家戴鹏海先生和孙继南先生。孙先生说:《毛泽东之歌》在建国前后的确非常流行,他本人至今会唱,当时还曾亲自给学生教唱。戴鹏海先生同样也对这首歌曲记忆犹新。孙先生和戴先生的口述史料如同网络上传的《毛泽东之歌》个人录音一样,无疑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之歌》在当时的确是一首得到广泛传唱的受欢迎的歌曲作品。
To Criticize the Song for Mao Zedong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Establishing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Feng Chunling Feng Changchun
Abstract:
Song for Mao Zedong, which melody composed by Lv Su and lyric by Zhang Chunqiao, had been widely spread and sung during 1940s, however, for its petty bourgeoisie sentiment, this song was criticized and prohibited at the beginning of 1950s. This critique reflected left-leaning political thought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action of music thought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establish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Song for Mao Zedong; music cr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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