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的点金石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始创于明末，清代光绪年间达到鼎盛期，有“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之说。如今杨家埠木版年画同开封朱仙镇、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中国民间四大木版年画。

几年前，上海大学的吴信训教授曾来到潍坊，他发现，在当地政府专为杨家埠年画建立的风俗园区里，年长的传人正为游客当场制作年画，但参观者却寥寥可数。“一张由传人亲手印制的年画，在那里只卖2元钱。”

如今，几十元的裱费、十几元的包装盒，让原本廉价的杨家埠年画成了国际会议中最受外国专家喜爱的中国礼品之一。吴信训解释：这就是中国民间艺术的普遍现状，“我们不缺乏艺术家和艺术，但疏于包装和打造成熟的产品。”

目前，我国大部分民间艺术能够专心于原始的生产，但缺乏与艺术品市场之间的沟通。

昆曲的大雅大俗

上海西面，有个朱家角。

与众多江南水乡不同的是，朱家角的旅游兴盛是近十多年的事。上世纪末，上海一批热衷于地下摇滚乐的年轻人，在大都市里失去了依附，便退而居其“郊”，来到这个当时房租便宜且商业尚不发达的古镇。

由此带来了朱家角的兴盛，也带来特别的文化氛围。夏夜，伴着在街市中流淌的河流，在石阶上聊天的人中，常常坐着你意想不到的音乐家。

课植园是镇上最大的庄园式园林建筑，原园主马文卿，故俗称“马家花园”。7月初的一个夏夜，一场实景昆曲牡丹亭在此上演。

这场由音乐家谭盾、舞蹈家黄豆豆和昆曲表演家张军联手打造的实景昆曲，已成为当地乃至上海的知名文化节目，往往一票难求。演出时间原本定于每年春、秋两季的周六晚上，但今年春天的闭幕演出挪到了7月初，因为“供不应求”。

戏台在园林中的八角亭内，回廊蜿蜒，竹林深处，风拂弱柳，营造出杜丽娘的生死轮回和柳梦梅的梦中缠绵。看台与亭林相隔一湾窄窄的湖水，夕阳西下的时候便闻戏锣敲响。演员在湖边长吟，倒影在湖水中旖旎。

整个看台能容纳约300名观众，票价分为多个档次，从最贵800元到最低的学生票50元均有。以平均票价250元计，每场演出的收入在75000元左右。给朱家角带来的餐饮、住宿以及旅游商品的收入不可小觑。

在市场化演出中，昆曲的包装和推广已经相当成熟。

2009年7月，上海昆曲团副团长张军在茂名北路一处高档餐饮会所，开设了厅堂版的《牡丹亭》。这场演出最引人关注的便是其高端定位。

彼时，要想欣赏这出《牡丹亭》需要花费千元，如果企业包场要四五万元，但座位仅30个。在张军看来，昆剧艺术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小众艺术，而会所昆曲的演出方式，很适合昆剧面向精英阶层和高端商务人士。

无独有偶，早在2007年，北京也推出了皇家粮仓版《牡丹亭》，每场仅50座，包含晚宴的最高票价高达1980元，吸引了包括驻华使节、文化学者、商界领袖等精英人群。

多媒体南京版《牡丹亭》在位于南京熙南里的21会所开始试演，不对外、不单独售票，会员的商务包场费用算下来，也是人均消费千元。

张军本人还曾举办过一次“当昆曲遇上拿破仑”的雅集，他唱昆曲，中场休息的时候，请品牌经理给来宾介绍如何品尝拿破仑干邑。这样的合作甚至被用到一款拿破仑干邑限量版的中国发布会上：某品牌在上海的法国总领馆里发布，张军则以此为灵感特别编排了一套演出。

2010年世博会后，张军逐渐将自己的演出阵地转移至朱家角的园林版牡丹亭。这出8个人的《牡丹亭》，经济收益抵得上一个普通剧团全年的演出。园林版《牡丹亭》的观众里，95%不是传统的昆曲观众，而是他口中的“戏曲白丁”。

江苏省民协驻会副主席张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园林版《牡丹亭》是一出很好的剧目，加入了许多现代元素，也考虑到了观众的不同层次，难怪会取得成功。”

夏布画的传承

“古代的中国画也经历过一个在画布上作画的阶段，与西方的油画和非洲的传统画一样。发展后期才流行于宣纸上作画，此前中国人用的画布便是夏布。”中国夏布画创始人王少农介绍说。

夏布原料为苎麻，即经过传统手工工艺绩纱、纺织加工而成的苎麻布。夏布有生夏布和熟夏布之分：生夏布是淡草黄本色，易于创作中国画，熟夏布经漂白后成为布料可以染色和印花。

苎麻纤维无法用现代化纺织机械加工，只能靠传统手工技艺生产，所以，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重庆荣昌、江西万载、湖南浏阳等地，仍有手工生产的夏布。

中国古代夏布的粗细规格以“升”表示，即在规定的布幅（约1. 5市尺）内每80根纱称为1升，约为每毫米1. 6根纱。在周代还规定了各种粗细夏布的不同用途：7～9升的粗苎布供奴隶、罪犯穿用，也可作包装布用；10～14升为一般平民穿用，是大众化的衣料；15升以上细如丝绸，为高贵品种，仅供贵族享用，最精细者达30升，供王公、贵族制帽用。

“在中国夏布上创作中国画，可以解决传统中国画的保存问题。”王少农说。所以，夏布将继绢、宣纸之后，成为第三大国画原材料。

但在工业纺织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夏布的传统手工技艺正濒临失传。1999年1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内江隆昌考察了传统产品夏布生产的全部织造流程，他说，“夏布要走出单一的、依赖性的、粗放型盲区，重拾昔日辉煌”。

王少农创新的中国夏布画，曾入选世博会邮票的珍藏版。中国夏布画把传统国画与古老的夏布文化融为一体，促进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进程。

夏布有“天然纤维之王”、“中国草”的美称，用途广泛，可作高档的服装、床上用品、褥垫、墙布、门帘、工艺美术品面料。

“除了作画，夏布现在也得到了企业的关注。”王少农说，“福建和深圳的两家企业目前正致力于夏布的规模化生产。”

创立古船收藏门类

尤飞君，有“中国仿古船模制作第一人”之称。这位成功的车轮公司老总，历时十余年耗资上千万元打造了一支“古船队”。

他完全参照古船资料的尺寸，缩造了130多艘唐朝以来的各类古船模型，并收藏了不少桅杆、舵、桨等船具。这些仿制的古船造型千奇百怪，尽管只有一两米长，但船窗可以开，船帆可以升，船舵还可以转，工艺相当于造一艘真船。

制作之精巧，就连以船舶研究见长的武汉理工大学的专家们也为之叹服，尤飞君制作的船模也因此走进大学课堂。尤飞君最为得意的，是他花了60多万元收购来的木椗，据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木制椗，重500多公斤，长7米多，有专家认为它可能是郑和船队的遗物。

几十年来，经过造船专家设计、绘图和专家的指导，尤飞君还先后为嘉兴船文化博物馆制作了5米长的大运河漕舫船模型，为安徽淮北市博物馆制作了5米长的北宋汴河客船模型，也为山东威海定远舰展制作了约3米长的郑和宝船模型等。

2011年，尤飞君的儿子尤泽峰从英国求学归来。对于尤泽峰而言，古船仿制是父亲的兴趣，自己的任务是如何推广古船艺术，不仅使宝德古船研究所可以逐步盈利，并且能让古船艺术得到市场的认可，成为新兴的收藏门类。

“我父亲十分痴迷古船。在宁波，有一批退休的手艺工人专门制作古船。当年他们退休时，父亲为了延续古船制作的手艺，也为了给老工人们提供一份新的工作，便将他们聚集到了一起。”尤泽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然而现实毕竟有些残酷。几十年来，尤飞君一直靠着自己轮胎企业的盈利投资于古船研究。

“我们为几家博物馆制作过古船，也接受一些政府和企业的礼品订单。虽然古船仿制品的单价很高，但是因为量非常小，这些费用对于进一步发展古船事业来说，杯水车薪。”尤泽峰说。

在他看来，推动古船走向收藏和艺术品市场是最好的选择，“但这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发展一个新的艺术品收藏门类并不容易。”

在推动古船收藏的同时，尤泽峰开始了自己的“策展业”。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游艇展上，尤泽峰用古船模帮助一家参展公司布展，还带着几个造船工匠现场打造一艘古船模。这个展台成功吸引了大批观展者，他的成功策展，得到了第一笔丰厚收益。

2012年3月，宝德中国古船研究所成为国际海事博物馆协会（ICMM）在国内的唯一正式成员。该协会是一个会员制的大型国际组织，任务是将世界各地海事博物馆的专业人士联合起来，为专业的海事博物馆提够各类帮助，包括船舶保护技术支持、交流展览机会和各类与海事相关的教育项目等。

民间艺术的产业化之路

吴信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艺术门类众多，收藏界目前只集中关注书画、瓷器等门类，传统的收藏门类趋于饱和，如何培养孕育新的艺术品收藏种类，并得到市场的认可，是文化产业中一个新兴的课题。”

2013年7月《全国中青年民间文艺人才高级研修班》在沪举行。近百位全国民间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和民间工艺传承人、民间文化经营者及管理者参加了研修活动。“姚建萍刺绣艺术馆”成为课程中有特色的参观点。

姚建萍是苏绣的第三代传人，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作品被世界各国美术馆和收藏家珍藏。

苏州姚建萍刺绣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兰娣告诉本刊记者：“姚建萍的刺绣已从简单的临摹变为对画稿的二度创作，刺绣作品的最高售价已达到数千万元。”

但是，“除了国家订单和私人购买之外，姚建萍的作品进入拍卖市场的并不多”。这一方面由于姚建萍本人醉心于艺术创作，对市场推广关注不多；另一方面也因为民间艺术品进入拍卖市场的渠道并不通畅。即便是刺绣，这样颇受市场认可的民间艺术品种类也并没得到足够的关注。

不过，也有发展较为顺畅的，如镇湖刺绣。镇湖，位于苏州西部，农民除了种田，大多从事外贸刺绣加工。近几年来，镇湖的刺绣产业蓬勃发展，刺绣销售产值由2002年的2. 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亿元。

和镇湖刺绣不同，多数民间艺术门类还在奋斗中。

陆洪波的家族专门生产武术用品和服装。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的企业获得一个契机，“当时虽未入选奥运会指定武术服装，但参与了比赛服装的贴牌制作。”

2011年，她曾在邯郸策划一场万人同打太极拳的大型活动。“服装、人员都准备好了，同时为了城市推广还计划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后却不了了之。”这次活动让她的工厂至今仍滞压几千套服装。

陆洪波告诉本刊记者，靠个体力量推广民间艺术非常困难，“政府扶植和市场关注同样重要，在政府的支持下，民间艺术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发展，同时也为当地经济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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