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启年间晋安诗派碰撞中的坚守与微调

摘要：时代万启年间诗坛风云激荡，革新与模古的交锋激战正酣。作为有明一代诗学重镇的晋安诗坛也于此时再次迎来繁盛。为了纠正七子派的模仿叫嚣与公安、竟陵的空虚浮泛之诗病，以邓原岳、谢肇淛、徐熥、徐勃、曹学俭等为核心的晋安诗人，祭出回归明初闽中十才子的大旗，并在与楚音吴风的碰撞中，在坚守的同时进行了微调。他们学习的下限开始触及中唐，在大历诗风的内核中包裹上风韵清雅的王、孟情调。同时为了增加诗歌的厚度，多为藏书家的晋安诗人特别强调学识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带来了对宋元诗人诗作较为开放的态度。

关键词：晋安诗坛;万启年间;坚守;微调

中图分类号：1207.2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 2019）01-0086-10

明代晋安诗坛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万历、天启年间这半个多世纪的诗坛创作更是研究的焦点。究其原因，此时晋安诗坛正进入全盛期，大有“与历下、竟陵鼎足而立”[1]（P675）之勢态：“迨于今日，家怀黑椠，户操红铅，朝讽夕吟，先风后雅，非藻绘菁华不谭，非惊人绝代不语。抱玉者连肩、握珠者踵武，开坛结社，驰骋艺林，可谓超轶前朝，纵横当代者矣。”[2]（P516）诗人众多、诗社林立、诗作繁盛等表象确可作为一地诗歌昌盛的重要标志。但是，时至文柄下移、诗歌已经成为文人必备交际工具的万启时代，这些还不足以使晋安成为当时的诗坛重镇，因为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点：独特的诗学理论与诗风。那么，此时晋安诗坛的诗歌独特性是什么？答案看似很清楚，即坚守晋安诗学传统。缘于此，清初钱谦益总结明代晋安诗坛时不无鄙夷地说道：“余观闽中诗，国初林子羽、高廷礼以声律圆稳为宗，厥后风气沿袭，遂成闽派。大抵诗必近体，今体必七言，磨礲娑荡，如出一手。”[3]（ P648）此论一出，周亮工、朱彝尊、黄任等人皆多附和，似成定论。然而，此论可商榷之处颇多，如谢肇涮认为陈荐夫诗“工丽宛至，却自中晚得来”[4] （P391），王士祯评价曹学俭“得六朝、初唐之格”[5] （P329），就明显不符合上述论断。更何况“七律之外，肇淛也有佳作……徐熥兼工诸体，而以七绝最为突出;徐熥最喜七律;曹学俭也兼工诸体，而五言律更为王渔洋激赏”[6]（P38）。即便是晋安诸子一再声明要接续明初闽中十才子为依归的诗学追求，也不可能是其简单的重复。因此，正如左东岭在研究林鸿诗歌诗论时所说：“在文学史研究中，其实常常存在这种现象，许多诗论家由于种种的原因，并不能准确地把握某些作家的创作特征，因而也难以准确地判定其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由于他们拥有较大的名气与显赫的地位，却被后来的许多评论家所反复沿袭重复，如此则历史的灰尘越积越厚，遂逐渐成为文坛上的定论。”[7]（P222-223）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在对文献精细化阅读的基础上，还原万启时代晋安诗坛主要面貌和真相，并试着探究它形成的原因与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一、诗学建构与微调

晋安诸子公认拉开万启晋安诗学兴盛大幕的是袁表、赵世显、马荧等人。邓原岳《徐惟和集序》日：“余闽自林鸿、王恭辈有名于洪、永间……历百余年，而郑吏部善夫继之;又四十年，袁舍人表继之。”[8]（P72）徐熥《晋安风雅序》云：“世宗中岁，先达君子，沿习遗风，期道孔振。袁舍人表、马参军荧，区别体裁，精研格律，金相玉振，质有其文。”[2]（P516）徐熥《复彭次嘉》道：“福州自隆、万间，作者如林，先辈则有林文恪公燫、袁舍人表、赵司理世显、郭布衣建初、马参军荧，皆有刻，集最富。”[9]然而，万历前期以袁表、赵世显等为核心的晋安诗人群还没有明确的地域诗学构建意识，换句话说，他们依然笼罩在七子派的阴影下。

万历初年，晋安诗坛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事件当属袁表、马荧编选《闽中十才子》集。然而，此选本从倡议到完成皆是在七子派的中坚力量徐中行的指导下进行的。徐中行《闽中十子诗序》云：“余初至闽中，有三生以诗来谒，袁景从、马月昭，及字长之子建初。皆与木虚游者。乃知有十子集，将选之未暇也。建初就余学诗，仅贡如黄生北上，故嘱之两生稍选传于世。”[10]（P314）负责刊刻该集的李增在《刻闽中十才子诗集跋》中亦有相类记载：“翁（徐中行）官于闽，累转藩臬。暇乃博访先哲遗文，高生以陈持乃祖督学西江木轩公家藏十子诗以进。翁阅，善之，谓雅有唐调，不可无传。属袁子景从、马子用昭选辑，捐俸属增锓梓，与同志者观焉。”从两位当事人的记载中我们可知，万历朝闽中十子诗的流行，七子派领袖徐中行既是倡议者又是主持者，而袁子景、马子用二人只是执行者而已。

另外，此时的玉鸾社、芝山社等诗社，亦可看作七子派在晋安的分支力量。蔡文范《玉鸾社诗集序》云：“今袁景从、赵仁甫、王汝存、吴子修、林天迪相与结社嵩山、乌石之间，力追古始，讽、沨乎几龙朔、开元之风，格调俱谐矣……逮末陵之末，历下、吴郡诸君子始句窜字卜，高者絮之，大者齐之，近者精之，远者密之，于是八音克谐，五采相宜，而学士大夫翕然以为嚆矢。乃明卿守谯川五岁，子相为视学使者，子与历藩臬，皆居闽久，于诸子雅厚善，斐然相证，诸子之声调直超乘而前也，又岂非其时使然？而三君子相翼之力可少耶。”[11]（P299）袁表、赵世显等人结玉鸾诗社为当时晋安诗坛盛事，然而袁表、马荧、陈益祥等学诗多请教徐中行，赵世显诗“何其似明卿也”[11]（P296），“今川楼与李济南、王太仓二三同盟狎主骚坛，君以高弟子同声赓和”[11]（P295），林世吉与王世贞友善，诗风豪宕，即使万历初年的邓原岳为诗亦“喜为雄声，其源盖出历下”[4]（ P391）。由此可见七子派在万历初年晋安诗坛的影响。

既然袁表、赵世显等万历初晋安诗人在诗学理念与实践上并未有太大建树，那又为何谢肇淛、徐熥等晋安诸子又有“反正之功，始于袁舍人”[8]（P68）之论呢？笔者认为，除了《闽中十才子》集再次明确了晋安诗学源头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扭转了郑善夫等人学杜诗的局面。作为晋安诗坛发展的重要一环，谢肇涮、邓原岳等人对郑善夫的肯定是建立在与其他地域文学圈进行对抗的基础上的，但他们对郑善夫学杜诗沉郁风格极为不满。如谢肇淛认为，其诗“掊击百家，独宗少陵，呻吟枯寂之语多，而风人比兴之谊绝”[4]（P390）。邓原岳更一针见血指出：“自郑吏部布侯于杜陵，吾乡人视为嚆矢，一时翕然从之。第天质不同，波流逐远，初沿开元，终入长庆，辞达为宗，愈堕恶道，传播四方，见者呕秽，则何以杜吴子之口。”[8]（P68）郑善夫诗学杜甫，发凌厉顿挫之气，缺少比兴风韵之美。而袁表、赵世显等人诗则“秀润细密，步趋不失”[4]（P390）;赵世显诗亦“多一洗华艳，归于自然。正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澄秀可喜。闽多君子，取斯是徵”[11]（P300）。袁表、赵世显等人的诗风恰是邓原岳、谢肇涮等人所提倡的，容后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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