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潜水艇造“耳目”

材料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水下声呐系统，突破了我国国防领域声呐技术的瓶颈，被喻为“给潜艇装上耳目的人”。他曾获得多项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是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冰火青春：

艰难的“求学梦”

我1925年出生在长江边的一个小县城——靖江。我的父亲在南京测绘总局工作，常年出差在外。抗战期间，一家人分离两地，父亲在大后方的重庆，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在日军占领的汪伪区。小的时候，亲眼目睹日寇惨无人道欺凌烧杀，焚毁村庄黑烟滚滚，我的二哥因为穿着初中校服，没有及时撤离，日军在扫荡时误认为是游击队而遭灭口……后来，父亲千方百计从重庆回到沦陷区的家乡与家人团圆，这日子貌似“安定”了下来。

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翻译叫内山正，教我们日语。有几次，我们对他很恼火，不喜欢读。他一到教室里来，大家就敲台板（我们那个台板可以掀开的）反对，不要读日语，不过他对我们还是蛮好的，好像是在笼络大家。有人讲他是特务，也有人讲他好像是进步的。快毕业的时候，我和两位同学想到南京上国立师范，那时南京是汪伪政府啊。那时候我们年纪轻，不懂事，想读个国立师范，将来好做老师，内山正说“好的好的”。他把我们从靖江送到无锡，再乘火车过去。考好之后，我已经录取了，结果家里一个堂哥对我说这是汪伪政府。父亲也不同意去考沦陷地区的汪伪大学，于是我就没有去。另外两个同学去了，但其中一个后来也退学了。

父亲要我沿着他回家的路线，去后方考大学，我便和二姐、堂兄三人远行去屯溪。屯溪是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我们要经过无锡，再到安徽，再到屯溪，路上走了一个月，要过“和平区”（汪伪统治区）、新四军军区、战乱区。到新四军军区的时候，有官兵劝我们入伍，但因为我们立志要考大学，没有答应，他们给开了通行证，在新四军的地盘上就一路畅行。若是当时参军入伍，或许人生就不一样喽。

我们在屯溪的一个后方学生招待所，因为我们来自沦陷区，到那边去是没有钱的，所以他们就招待我们吃饭。两个月的备考期，一天两顿红米饭和冬瓜汤，早上晨跑，睡在一个庙里水泥地的草席上，体重不到80斤，当时我们叫流亡学生。后来等到七八月份，浙汀大学来招生了，当时叫龙泉分校，我们就去考试。我考取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浙江大学，一个是英士大学（之后也并人浙大）。二姐和堂兄分别考到江苏医学院和东北农业大学。

考完试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了，抗战胜利了，我就出发到杭州报到。从屯溪到杭州，乘了一个小船，一路开开停停的，走了二十多天。

由于高中很喜欢化学老师，喜欢学化学，所以选择了无机化工系。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先生，教务长是苏步青先生，也有很多好的教授，比如贝时璋、王淦昌、张其昀。复旦大学的谷超豪那个时候也是浙大的，他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反饥饿，谷超豪蛮活跃的。那时候我们学校到了礼拜六或者平常的晚上，有歌咏队，实际上歌咏队里有很多地下党。谷超豪当时已经是地下党了，他也发展我，但我当时一心只想读书。还有一个是于子三，后来被国民党在监牢里迫害致死，校长竺可桢千方百计营救未成功。到我毕业的时候，校长成了马寅初，解放初他去了北大，后来因为“人口论”被打成右派，事实上他是正确的。

投身国防科研：

三十载沉浮

1951年毕业，我最先被分配到南京电瓷厂工作，一年后离厂参与一项国家156重点工程项目。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厂区广场锣鼓喧天，还放“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厂里欢送我和其他两位同志，我们挂着大红花就出发了。当时保密工作相当严格，我到火车站后才知道目的地是山东的501厂。

501厂在日占时期曾是一家飞机制造厂后来主要生产氧化铝。厂区规模庞大，驻扎的解放军有一个连，全厂有一万多人。厂内有城墙和护城河，城墙上都是日军留下的弹孔。厂里有一个几十米长、很大的回转窑炉，其他设备残破不堪，苏联派了一组专家，我们和他们一起将水泥的转窑修好，这才逐渐开始生产。生产出的成品电解成金属铝后，用来制造飞机、火车、轮船等，支援前线抗美援朝和后方的工业建设。那时的条件很艰苦，饭厅没有桌子，大家就拿在手里吃，或者蹲在地上。现在这个厂已经是亚洲最大的氧化铝厂。

1954年，我又被调回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后来分出硅酸盐研究室，成立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从事电瓷等材料研究，并承担另一项重点工程项目，就是帮助筹建西安高压电瓷厂，我承担了配方和培训的任务。记得有一次陈毅元帅陪同朝鲜的金日成，来我们小组参观，我们做了一个和人差不多高的巨型电瓷大套管，当时我负责介绍情况，还和陈毅、金日成握了手，朝鲜的建设也是需要电的，所以朝方希望来这里考察。

最让人值得骄傲的是，我们之后又解决了我国国防科技领域声呐系统的技术问题。声呐，是英文缩写“SONAR”的音译，中文全称为“声音导航与测距”，是一种利用水中声波对水下目标进行探测、定位和通信的电子设备。举个例子来说，对于潜艇而言，声呐就像是它的“耳目”，指引其在水下自如前行，并且及时发现外部物体，反馈军情。但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声呐系统研制上始终差一口气：由于声呐装置采用水晶为主要元件，但该材料性能不佳，造成潜艇在水下“耳不聪目不明”，即便外国的潜艇明目张胆地跑到渤海湾里，我方也难以发现。为此，我跟随殷之文院士一起研究，尝试用新材料压电陶瓷来代替水晶元件。这个压电陶瓷的原理就是说一个陶瓷上面加压力，它就产生电，电信号使陶瓷产生振动，变成声信号，声信号遇到物体反射回接收装置，通过分析，就可得到所遇物体的信息，与蝙蝠收集信息有异曲同工之妙。压电陶瓷作为声呐材料试验成功后，等于是为潜艇装上灵敏的“耳目”。同时，用这些材料建成的声呐探测设备又可以沿海岸做成阵列，发射声波探测海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建成了几个监测站，外国潜水艇就不敢进来了，切切实实地改善了我国海防上的问题。压电陶瓷在声呐系统中用处很大，到1969年的时候已经造了很多，最近失事的马航MH370飞机，也可以用声呐探寻水下目标。若说这段经历的感悟，我想，作为拥有技术的知识分子，应该急国家所急，将科研工作和国家需要紧密结合。

压电陶瓷的研究结束后，又研究过透明陶瓷，叫PLZT，当时可作为光开关，观察核爆炸，防化兵也会用到。在这之后，我又研究PTC材料。这种半导体陶瓷，主要是民用的，像暖风机、控温设备之类，帮助一些工厂做这一类产品的生产，广东一个厂产值上亿，而现在中国的PTC暖风机全世界第一呢，压倒日本。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到南斯拉夫考察，主要就是进行PLZT和PTC陶瓷的交流。当时先到北京去学习1个月，进行礼节学习，比如不能和以色列人握手。当时真的看到很多新鲜东西，像塑料袋、圆珠笔、自动扶梯，都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中国当时在“文革”了，但我们研究成果还是很先进的，那个时候到拉脱维亚，那里的人看到我的陶瓷样品非常大，赶忙拿出照相机拍，竖大拇指呢。

“文革”时候，生产很受影响。我在1967年6月20日写了一首诗，叫《支三夏有感》：“春野麦气沁人香，渠道处处水漫田。石榴花开端阳近，稻苗翠绿待插秧。万里无云好晴天，书生下田学栽秧，面向水田日烤背，劳动然后知稻香。”那时我们都下放，去奉贤干校学习四个月，从事制砖劳动，还要帮助农民进行三秋、三夏劳动。

由于我们是研究单位，而且和国防有关，所以对于工作抓得还是很紧的，相对来说影响也较小。除了科研工作，主要还是政治学习。我在研究所时，每个小组有两位组长，一位是业务组长，另一位是政治学习小组长，陈至立曾经是我们组的政治学习小组长，我是业务组长。最紧张的时候，一个礼拜大概有好几天要学习，学习政治形势，要求大家谈体会，发表意见，要求我们融会贯通，把学习化为力量。平时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对着毛泽东头像，早上请示，晚上进行思想汇报。

也有些单位斗得比较厉害，工厂里面一些工人会到市政府造反，红卫兵、红小兵也会来进行宣传，组织到北京进行串联。那时假如你讲话不好，变成“右派”，就要去劳动了。我有个同事本来工作很好的，而且是劳动模范。一查历史，说他“历史反革命”，什么“历史反革命”啊？解放前他家里很穷，毕业之后，没有什么钱，在国民党警察局做过文书，只做了大概三个月，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于是送到安徽去劳动改造。不过他还算运气好的，因为懂得机械技术，到了当地，就被派去一个厂里做微型轴承，很多年后才回到了上海。虽然他没有吃太多苦头，但科研生涯却荒废了，那个时代太浪费人才了。

“文革”高潮的时候，我到山东推广压电陶瓷之余，在厂长陪同下，去参观胜利油田，看到石油工人在寒风大雪中值班，帐篷中用石油渣取暖，面孔上都是烟灰。那时的东营市没有多少房屋，但人们很有精神，到处一片忙碌兴旺的样子。年底回研究所，火车上拥挤不堪，有许多串联学生从济南车站一直站到上海。回所后发现所内人员很少，许多人放下工作都串联去了。但是整体上说，我们的生产算是抓得比较紧的。有一年我们还被请到北京香山开会，是聂荣臻元帅召集的，会议内容涉及09工程，和制造核潜艇有关，保密系数很高。后来，还有哈尔滨军工的人到我们所里，来看我们的研究，因为哪怕再特殊的年代，国防也不能停。有一段时间，我们研究所内一千多人都转为部队编制，甚至准备搬到大三线陕西去，不过后来并没有成行。

十年“文革”，幸运的是我受到的影响较小，但回忆起来感受还是很深切的。国家路线如果不正确，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造成极大弯路和损失，知识分子也会变得保守。教训深重，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现在，党的十八大已经指出了今后我国的发展道路，还是应该好好进行生产，中华民族才能迎来复兴。

老有所为：转向文化之旅

蔡元培曾说：“人生之价值，视其事业而非年寿。”我在六十岁的时候退休，又被研究所返聘了十年，继续研究PTC材料，我们推广给很多厂，在广东、浙江、山东都有。我退休后，也要为这些企业解决技术问题。

记得是1987年的时候，由上海市科委黎崇勋牵线，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协助广东的龙基厂试制PTC半导体陶瓷。工作场景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在东莞石龙镇织罗街一幢五层楼上工作，为赶进度一天烧三炉样品，我们住在楼顶。有时天下大雨，雨打楼顶顶棚，夜不成眠，最终研制成功了驱蚊器及热风机，后来这个厂的规模也从几名工人扩增至上千人。2005年，是这个厂成立20周年，我写了一首诗：“织罗街头三楼燕，雨打顶篷夜难眠。一日三炉急如潮，喜见端倪心雀跃……珠江水流奔南海，龙基产品飞全球。祝愿电热加心热，虎跃龙腾天地宽。”老厂长说我是他们的领航员，彼此的感情很深。而我对企业也很诚恳，真心付出，不要求经济上的回报。可能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尽心，我的老领导、老师一一殷之文院士说：“老祝是我所的推广专家。”1993年，我获得了中科院“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奖。

退休后时间多了，也就可以静下心来写一些业务上的书和文章，还写了一些科普文章。我在上海老科协（上海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文化普及工作，比如给小学生们讲讲科学实验的原理，前段时间就做过风能的介绍，还写了一本普及读物《话说风能》。为了这本书，前后参考了130多篇材料，总共准备了一两年呢。

2008年，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古文化之旅》，今年1月又出了第二版，我补充了最后的三章。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呢？虽然我之前是做科学工作的，但是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所了解。季羡林先生说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西方是分析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或许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有关：世界上重要的古文明有20多个，大多辉煌了几十年或几百年而中断，唯我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所以我希望年轻人要关注世界上的古文化，尤其是中华文明，关注文化之间的交流。

写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我几乎每天要去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包括一些英文资料。比如各个古文化的表格，是参照《Human Geography》里面的内容。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外国人研究文化很细致，包括我们的文化。原子论科学家、量子科学家玻尔，他认识到量子互补性概念和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相关，如中国古代关于对立两极的概念，使他产生深刻的印象，之后因为其成就获得封爵，他选定中国的太极图作为礼仪罩袍。

经济发展很重要，但是文化复兴才是民族真正的复兴。所以，写这本书就是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重视、理解、热爱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民族复兴做贡献。因为，未来要靠年轻的一代，而我们，已经过去了……

推荐访问:潜水艇 耳目 我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