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选材的影响

摘 要： 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本文借鉴翻译文化学派的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探讨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选材的影响。以中国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将中国文学翻译史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探讨意识形态和当时阶段文学翻译选材的关系，从而得出在文学翻译选材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关键词： 文学翻译 意识形态 翻译选材

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勒菲弗尔[1]认为，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翻译过程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他将这些制约因素归结为内部因素：意识形态、诗学，以及外部因素：赞助者。然而诗学必须在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起作用，赞助者也关心意识形态问题，归根结底，意识形态是根本的制约因素。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制约着翻译过程中的选择。换言之，这一文化转向将翻译界定为一传介过程，它并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贯穿其中。本文借鉴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探讨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选材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的界定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最初由法国唯理哲学家德斯特·图·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提出。他认为意识形态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2]。

勒菲弗尔[3]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种网络观念，它由整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见解和看法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及部分社会科学，它是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服务。所以，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具体表现为政治意识、法律意识、伦理道德意识、宗教意识、审美意识等。“在翻译文化学派的眼中，翻译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4]。翻译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必然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选材

孔慧怡[5]认为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小文化背景，即译者意图、译者素质与选择，更要注重大文化背景，即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往往从大文化背景中可以找出理解诠释小文化背景的关键。

“任何译者对外国文学的择取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他所处的文学文化语境和个人的审美倾向”[6]。

笔者认为不管是大文化背景，还是文学文化语境，都可以狭义地理解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小文化背景和个人的审美倾向可以理解为个人意识形态。每一位译者都有个人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时刻影响译者对译材的选择；译者不可能脱离翻译得以发生的文学文化语境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因此，译者作为翻译工作者有必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当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容时，译者选择的自由度相对较大；如果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甚至产生矛盾时，则译者往往放弃个人意识形态追随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译者在翻译选材问题上不是完全自由和主动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文学语境中反而显得异常被动。可见，“翻译选材是一种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性远大于主动性”[7]。

“翻译文本的选择，归根结底是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的。有时，这是赞助人、人民与出版机构强加给译者的。译者必须在译入语的思想意识和自己作为职业工作者的地位之间取得妥协。一方面，他要无愧于翻译家的职业，另一方面，必须不违背自己所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4]。

纵观中国的文学翻译史，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翻译的生产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翻译活动本身又在生产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翻译这一社会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8]。

本文拟参照王友贵[9]对清末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1899-1979）意识形态的划分分析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笔者参照其大体分期，依据重要历史事件，将清末至1979年以前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选择这一阶段研究主要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更迭比较明显，更能凸显意识形态对文学选材的影响。根据对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划分探讨更小时期内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第一时期（1898-1919）为“改良群众，开启民智”。

笔者将第一时期的上限定为1898年是因为梁启超在这一年发表了大力鼓吹翻译政治小说的一篇序文——《译印政治小说序》，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序言；将下限定为1919年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蹂躏。面对愚昧落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站出来呼吁：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开启民智”、“改良群众”。如何“开启民智”？当时梁启超认为“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在这种“开启民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翻译人员首选的译材当然非政治类小说莫属。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还翻译了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等；林纾在1901年发表的《黑奴吁天录》（现译《汤姆叔叔的小屋》）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意识形态。林纾在《跋》中写道：“吾与魏君同译此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这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气势逼及吾种……”这段话表明了林纾希望通过翻译此书开启民智，给当时的中国人民敲响警钟。

第二时期（1919-1937）为“再造中华”，“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革命，更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为了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引进大量的外来文化，外来思想，外来语言，外来文学样式”[10]。在这种新文化，新思想的引领下，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选材在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对外国现实主义题材文学的翻译。二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苏俄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翻译的中心。十月革命的胜利激励中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占据上风，中国革命家和翻译家们更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文学作品的翻译。例如，三十年代，瞿秋白翻译的苏俄文学作品主要有高尔基的《海燕》、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唐吉珂德》、别德贝依的《没工夫唾骂》、格拉特可夫的《新土地》、普希金的《茨冈》、马尔赫维察《艾森的袭击》等。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翻译了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从书》、《译文》等刊物，都大量译介了苏俄文学作品。此外，鲁迅还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作品。以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激励中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

第三时期（1937-1949）为“抗日民族意识形态”。

“卢沟桥事件”爆发以后，中国进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时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面临巨大困难，中国的文学翻译由于这场战争进入了低谷。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头脑中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人们的意识形态自然转换成了“抗日民族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当时中国翻译家们努力克服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积极译介反映战争和反法西斯的外国文学作品。抗日民族意识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翻译家们对苏联的心理认同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激发了他们翻译苏俄文学作品的热情。郭沫若、高植合译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高植单独翻译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梅益翻译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这些译作可以看出，当时的翻译选材都是反对战争，激励人们勇敢地面对困难，抗击世界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所以说，当时翻译选材和抗日民族意识是密切相关的。

第四时期（1949-1966）为“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局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而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作为世界上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自然实行了“一边倒”，即倒向于苏联“老大哥”。这一国际国内大环境对中国的翻译事业，尤其是对文学翻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就显得微乎其微。译者在选择翻译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思想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

“‘从翻译数量上看，建国初十七年翻译的苏俄文学作品占该时期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总量的一半一上。仅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为止，我国翻译出版的苏俄文学艺术作品占该时期翻译出版的文学总数的65.8%，’苏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甚至不少作家的全部译作都被译介过来”[11]。

第五时期（1966-1979）为“极‘左’思潮和文化专制”。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左的思潮和文化专制发展到了极端，占据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着翻译的选材。这一时期只有少量的文学翻译，而且文学翻译的选材必须是为“四人帮”的政治批判服务，否则，很容易受到“四人帮”的迫害。

三、结语

本文选取历史描述的视角，从宏观层面探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选材的影响。通过对1898-1979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翻译及其社会政治文化大环境的研究，得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都对该时期的文学翻译选才产生了明显影响。意识形态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时刻影响着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选择。“自从翻译进入了我们的文化以后，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我们文化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文化政治实践’的操纵”[12]。

参考文献：

[1]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辛红娟.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择[J].求索，2004，（4）.

[3]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History/Cu

lture：A Sourcebook.London：Routledge，1992b.

[4]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7]屠国元，王飞虹.论译者的译材选择与翻译策略取向[J].中国翻译，2005，（2）.

[8]王晓元.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J].中国翻译，1999，（2）.

[9]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J].中国翻译，2003，（9）.

[10]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1]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12]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J].中国翻译，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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