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舟,,在中国和世界间“架桥”

吕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CHINA）副主席，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圆明园学会副理事长，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在离清华东门不远的一栋写字楼里，吕舟的办公室看起来很大，又好似很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目之所及，都是从各个遗产地来的纪念品：应县木塔模型、布达拉宫壁画、辽宁木化石……每一个都有它承载的遗产地故事，吕舟和他的电脑桌被埋在最里头，只占一小块地方。

申遗就是世界了解我们的一个途径

2013年11月27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28届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中心（ICCROM）会员国大会开始两个小时之后，吕舟从理事会主席格雷兰·鲁克（Grellan D. Rourke）手上接过了2012—2013年度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中心奖（ICCROM Award）的铜雕，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荣获该奖。格雷兰·鲁克形容吕舟是ICCROM和中国之间的纽带，而他本人在来到北京参观吕舟办公室的时候，吕舟涉猎广泛的工作内容也令他十分吃惊。

ICCROM是拥有133个成员国的唯一的政府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组织，中国于2000年加入。而设立于1979年的特别贡献奖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权威奖项，它的颁发宗旨是“表彰那些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和修复领域有特殊贡献的人，及对ICCROM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1979年首次颁发时共对11位在ICCROM组织的奠基与早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授予该奖，之后每两年产生一到两名获奖者。用吕舟的话说，“这个奖是对我为ICCROM工作八年的肯定，也是ICCROM与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合作的鉴证。”ICCROM是吕舟进入世界遗产领域真正开始的地方。

1982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清华大学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专业文物保护专门化班和文物干部培训班，为期一年。吕舟当时正是建筑专业文物保护专门化班毕业班的学生。在这个培训班上邀请了英国著名的文物建筑保护专家，也是ICCROM的前任总干事伯纳德·M·费尔顿爵士参与教学，他系统地介绍了国际文物保护的相关原则，介绍了ICCROM的工作。吕舟就是在这时开始了解ICCROM的。

我国于1985年12月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并在1987年成功申报第一批遗产项目。这一年，吕舟还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名助教，当然，此时的他已经参与了国内一些建筑遗产的保护项目，其中包括受当时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测绘长江三峡地区云阳县的张飞庙。

机缘巧合，虽然当时中国并不是ICCROM的成员国，但ICCROM仍邀请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参加1988年的建筑遗产保护培训活动。当时国内对遗产领域国际组织的了解不太多，名额给到吕舟的时候只是“需要一个能讲外语的年轻人去交流学习，带回一些国外的建筑保护理念”。

培训为期半年，尤嘎·尤基莱托博士是这次培训项目的负责人，他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的《建筑保护史》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而他与伯纳·M·费尔顿爵士一起撰写的《世界文化遗产管理指南》是关于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管理问题最重要的工作手册。这次培训被吕舟称为“专业方向的转折点”。

如果说大学期间专业选择从建筑学到建筑史还是兴趣的话，这次从建筑史转向了建筑遗产保护就真的是使命使然了——吕舟感叹说：“世界对我们的了解真的太少了，对我们自己文化遗产的保护、申报世界遗产，其实是让世界了解我们的一个途径。有时候我们过于关注于申遗的阶段性结果，其实我们更应当关注通过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是否使世界真正增加了对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

1997年，吕舟又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另一件大事——三峡工程。因为待拆迁的张飞庙是三峡工程当中地面文物的重点，也是三峡库区地面文物保护的“三大项”之一（“三大项”分别是涪陵白鹤梁、云阳张桓侯庙、忠县石宝寨）。从三峡规划开始，直到张飞庙搬迁完成，这对吕舟来说就是“比较能够真正进入到文物保护的领域来做事了”。

到后来2002年作为ICOMOS专家考察朝鲜高句丽项目，参加世界遗产保护会议；2003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派，成功当选ICCROM理事会成员；2004年担任世界遗产大会文化遗产顾问；2005年作为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副主席，参与了在西安召开的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的组织工作，并在与意大利的合作中，获得了意大利总统颁发的仁惠之心骑士勋章；2007年参加了“东亚历史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并参与了会议最终文件——《北京文件》的起草……在许多国际国内的遗产保护活动中，都能看到吕舟忙碌的身影。

国家文物保护的“突击队”

比起个人荣誉，吕舟更愿意说他的团队，他总是用“我们”作为回答的开头：“我们清华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2004年才成立，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机构，但我们也许是中国最大的ICCROM培训出来的团队。”

在这个团队里，吕舟是老板、老师，也是大家长。用学生们的话说，这个团队是吕舟“一肩挑着搭建起来的”。刘煜从2004年底就加入这个团队，之前他跟着吕舟读了三年的研究生。像现在高校里流行的那样，他称导师吕舟为“老板”而非老师，不过他说这个“老板”跟别的老板“不一样”，“吕老板”愿意把学生向外推，好的平台、重要项目、培训机会，只要他觉得好，都会提供给学生。有时候，甚至不只限于自己的学生——“每年都有很多人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所里实习，老板对他们也是毫无保留的，让他们参与整个项目流程，项目结束他们回去时，老板希望他们带走的是这里对文物保护的理念。”

就像吕舟在获得ICCROM奖获奖感言中说的：“站在领奖台上，头顶上都是我老师们的名字，我很自豪，因为我也是个老师，我也在改变我的学生们的生活，为他们打开一扇进入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大门。”

吕舟作为“老板”的不同之处，不光在于他的理念，还在于他对项目的选择。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作为世界遗产的都江堰伏龙观受到严重破坏。吕舟和他的团队是最早进入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设计队伍之一，承担了以都江堰伏龙观和二王庙为代表的一批震后重大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工程的设计。吕舟回忆说：“我是2008年5月24日左右到的四川，从都江堰、彭州等地一路看下来，文物破坏很严重，尤其是二王庙，戏台全塌了。专家们都认为，二王庙受损最厉害，是最难修复的。我当时注意看了二王庙的结构，感觉地震引起的基础滑动和后加建建筑的破坏是最大的问题，反而像大殿这样一些传统木结构建筑本身并不存在太大问题，所以我们没有犹豫就接下了二王庙的修复设计。”

魏青从1999年开始跟随吕舟学习工作，现在已经是清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的“元老”和副所长了，说起汶川震后修复的事，他用“有魄力”来形容吕舟：“当时的工作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团队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考验，吕老师的压力也很大，我们一遍遍讨论，一批批进川，可以说是全员参与了。”最先进入现场勘测，最快递交方案，最早开工，而且两套精美翔实的抢险方案报告都是在不到一周时间里赶制完成的，吕舟团队的工作效率和水平令国家及四川省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评审组都非常赞赏。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琼每每提到，都会一再说：“吕老师的团队真的非常好，非常优秀。”

这样的付出是有回报的——近年来，清华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绩斐然，不说国内，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Asian Pacific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ward）就拿过两次，一次是2004年获得的清华大学工字厅建筑群修缮工程，一次就是2011年获得的汶川震后都江堰市伏龙观修复项目。二王庙的震后抢救修复还获得了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的最高荣誉——优秀文物保护工程特别奖。

言及这些，吕舟很淡然：“请我们团队去，总是希望你来挑担子，希望你能做点事情。这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同时也是一项社会工作。在文物保护这一领域，我们愿做国家文物保护的一支‘突击队’。”

让遗产“活起来”

“软实力”是近年来的热词，实际上世界遗产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很重要一个软实力。在文化推广或者中国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世界遗产特别是文化遗产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舟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国内遗产申报的工作中来。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个艰难的历程。

多年来，吕舟致力于使中国与ICCROM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2003年，吕舟当选为ICCROM理事会成员，并于2008年再次当选。他在任期中积极发挥作用。2004年，中国决定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类中心，开展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吕舟负责了可行性研究，并力促ICCROM参加相关工作。今天，“世界遗产亚太培训中心”已经成为ICCROM在亚太地区进行培训工作的重要平台，吕舟自己也参与到ICCROM和“世界遗产亚太培训中心”组织的培训工作中，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来参加学习。

说起“审查专家”和“申报专家”的身份转换，吕舟反复强调这是个“有意思的事儿”，因为“遗产保护”是一个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味着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意味着我必须跳出我自己的圈子，站在你的角度来看我的问题”。

当年五台山作为双遗产来申遗进入到最后的审查阶段，吕舟作为中方文化遗产专家接待前来考察的国际专家。五台山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放旅游，无序发展，拆迁难度很大，直到最后还是有几户坚决不搬走，而考察时外国专家又恰好看到这几户所谓的“钉子户”，当地领导非常紧张。

“怎么来解释这些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的经验很简单，就是你要把握一个度，怎么样来谈这个问题。第二就是要实事求是。”吕舟对外国专家解释了因为拆迁补偿未达成一致，导致这几户人家未搬走的情况后，外国专家也都表示理解，“都拆完了反而说不清楚了，恰好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向世界展示了在国际社会存在许多误解的中国的真实面貌。”

这种被吕舟称为“好玩儿”的例子不胜枚举。给广元千佛崖披张“皮”，使它从室外变成“室内”；把武当山遇真宫整体抬升，做一个湖心岛的地上地下博物馆……吕舟提到这些创意时眼睛闪烁着光：“不论最后被采纳与否，这事我觉得其实对保护来说，我们至少想到了还有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从我们预计来看会更丰富，更有意义。遗产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死的东西来做，你要让它活起来，让它在我们现实当中发挥它的作用。你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死的物件，反而这事就会很不好做。”

采访气氛越来越轻松，到了该总结点儿什么的阶段，这位曾被罗哲文先生称为“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业界专家，回忆起一年以前，在日本京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纪念《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制定40周年的庆祝仪式上，吕舟遇到了他的老师尤嘎。

尤嘎：“我知道你获得ICCROM的奖了，我很高兴。”

吕舟：“我很紧张，获奖的人都是文化遗产保护界名声赫赫的人物，有那么多都是我的老师们，我从来没想到能够得这个奖。”

尤嘎：“这是应该的事，新的一代总会成长起来超过前人。你们做了这么多工作，是当之无愧的。”

吕舟：“每一个人通过认识世界遗产都可以深入了解人与历史，人与自然，都会受到心灵撞击，进而自觉地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尽一份力量。”

对话吕舟

世界遗产的申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世界遗产申报过程所花费的巨大代价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这种代价是否恰当？

从积极方面来看，这也反映了我们社会今天的一种需求，原来我们忽视了对这些重要遗产的保护，忽视了遗产保护在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现在是在为改正这样的错误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是必须要付的，不能简单地算到申遗上。曾经有一次我和山西一个地方领导谈这个问题，他们讲了一句话：“申报最重要的是一个过程，我们之所以这么关注申报，是希望通过这个过程来形成一个城市的凝聚力，形成一个地方的凝聚力，让人们关注这个问题，让人们关注城市的发展、关注城市的保护。”我想这也的确是我们申报遗产的目的之一。

也有一些西方国家不想继续申遗，甚至想要“退遗”，您怎么看？

一些国家不愿意申遗，他们觉得他们的那些重要遗产无论是否申遗都已经得到了充分保障，我也相信他们的这些遗产也确实得到了保障。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们有我们的道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借助世界遗产的平台来提高我们遗产保护的水平，这已经被这些年我们的实践所证明；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申报世界遗产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丰富和伟大。世界真的太不了解中国了。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也不仅是中国“申遗热”，至少我们周边韩国、日本申遗的积极性都很高，在欧洲，意大利已经是全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它仍然非常积极地在申报新遗产。通过世界遗产来表达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这本身也是我们软实力的体现。从另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文化和自然遗产看作是我们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那么我们自身认识、保护这些遗产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资源的发掘和保护，这就不仅仅是软实力的问题了。

目前国际遗产保护领域比较提倡“社区参与”的概念，要老百姓自己来保护自己的东西，我国在这方面做的如何？

我觉得咱们遗产保护的社区参与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在大多数遗产地，普通人还是比较被动的。我们遗产保护的工作一直是政府主导。但是从国际的趋势来说，包括专业人员的角色也在变，专家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支撑，但是真正要做的，其实是社区，是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中的人们，是住在那儿的那些人。显然不能因为要保护一座古城或一个古村落，而把原来居民全部迁出去。“我们要保护你的房子了，请你搬走！”这是什么逻辑，凭什么！

您现在在做遗产保护规划时，是否涉及社区居民怎么样自觉参与保护的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所承担的保护工作中推动这件事情，比如在鼓浪屿，我们提出 “鼓浪屿社区博物馆”的概念，让社区自己去发挥作用。但是在现行政府主导体制下也需要一个过程，居民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谁是本地人，谁是老居民，谁对这个地方很了解，谁只是租户，大家对事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社区保护有没有做得比较好的案例？

我们有一些古村落就做得很好，比如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浙江兰溪诸葛村，他们的保护完全是由村民，特别是村里的老年人搞起来的。刚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也做得很好。我几次介入日本的申遗项目，他们在专家对项目论证之后，都会向当地老百姓做出说明，请他们来讨论申遗的问题。国际国内的专家坐在一起讲，民众自己会有很多的组织来支援，这很好。我觉得这就形成了一种民间的凝聚力。

现在有些地方申遗成功以后就做旅游开发，包括门票涨价等，也有些反对的声音，认为申遗成功之后就应该保护起来，不应该做开发，您怎么看待旅游开发的问题？

政府花了很高的成本，当然希望能够收回来，但是，当你把世界遗产孤立地看作一个旅游资源的时候，你已经破坏它了。这是非常低层次的旅游，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旅游来做的，这个城市、这个村庄的真实性在哪儿？真实性不光是那点物质的层面，更是所谓非物质的东西，它是一个综合体，是物质存在和非物质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融合在一起的，它的很多价值是不可分割的。你如果现在只关注一个旅游问题的话，把一个正常生活的城市或村落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旅游点，其实你已经破坏了它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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