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中国史官制度对日韩史官制度的影响

【摘 要】 文章阐述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官制度的完善与沿革。受儒家文化圈的影响，盛唐时期日、韩都多次派遣使臣到中国学习典章制度。本文阐释了中国史官制度、历史编纂经验对日韩史官制度、历史典籍的影响。

【关键词】 史官;史官制度;影响

中国和朝鲜、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历史上有着唇齿相依的血肉联系，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史官制度文化也是辉煌灿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史官文化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自不言待。

一、中国史学发展

中国有历史考据尤来已久，“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久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皆史职。”[1]早期的史官职能包含两部分——巫和史：巫和史专掌占卜，记事和祭祀巫侧重于占卜，史侧重于记事，往往是巫史两种职任合一的，因为巫术活动过程大体上也是史职活动过程，所以占卜活动与记事基本是一体的，并没有明确的分工。因此商代史官的名称，常是与巫并提称巫史，这也是由于人类早期文明是与宗教色彩难舍难分的。到了周的时候，史官制又有了进一步分类。据《周礼》记载：“大史掌握国之典法典则，以宣王令，小史掌管国之治，定立世系，办昭穆，内史可王柄，策命而忠之人，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各方之事，三皇五帝，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召宣，以协国政。”[2]已经细分到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并且分别负责典章制度、政治、限制王权、定立国策、限制王权等方面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权皆独设史官，名目略有改动有太史、南史、御史等等。秦汉以前史官并未独立，往往兼天文星历，制定历法等职务，官修史书制度化完成于唐代。唐以后的官制中，史馆才被独立出来，史馆独自修史的修史制度被后世所沿用。

种类繁多的史书体例有，包括：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的有关历史事件，如《左传》。 以人物为中心的叫做纪传体、南宋袁枢的纪事本末体是类书。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如《战国策》。通史是以时间为脉络进行叙述，如《史记》。断代史：记录某一段历史时期的，如《汉书》。 史书体例是多样的，但也有同一史书多个体例的情况发生。如《史记》属于纪传体、通史;《三国志》就属于多种体例。史学园地出现了百花齐放之势。

二、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半岛接触史学的时间，无具体史料的考证。但中国在朝鲜设置汉四郡长达四百年之久，新罗也曾经不断派送遣唐使赴唐朝学习，虽在大唐文风的影响下，新罗史学有可观的进步，不过史缺有问，今天也只是知道在唐留学生崔致远曾撰《帝王年代历》一书。

中国史官制度的完备和史书的广泛传布，对朝鲜有了很大的刺激，在6世纪时，朝鲜半岛已开始有了记录（真兴王）六年（545）秋七月，曰：“国史者，记君臣善恶，褒贬古今，彰后世观之？”王深之所重，急令大柴夫等，俾之修撰。[3]笔者认为这必然是修史必要性的原因。中国的史学官制制度、作用在中朝交流中也随之传入朝鲜半岛，并得到了重视。

“朝鲜半岛文化的重要组成史学研究，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支流反映和影射，朝鲜半岛史学思想是效仿中国史学的”。[4]中国的史书体裁的多样性就包括了朝鲜史书体裁， 纪传体史书有 《三国史记》、《高丽史》;受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有：《东国通鉴 》、《东史会纲》是韩国的编年体史书等，朝鲜王朝的“纲目体”史书数量也很多;[5]纪事本末体有《燃藜室记述》;政书有《增补文献备考》、《经国大典》等。受中国史学观念影响的还在史书编纂中，修史模式、体例编排、撰作主旨、参修者的历史观念、著史原则等方面。[6]随着史官地位的提高，修史事业的不断被重视，朝鲜到了李朝时期，史学已经相当发达，各种史体朝鲜皆有效仿的作品。

《贞观政要》有一段记录：唐太宗问褚遂良：“朕有不善， 卿必记耶？” 遂良答道：“臣闻守官之重，臣必当职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泊而后又说道：“人君之功过，如日月腐之，百姓皆知，若遂良不记，天下百姓皆记矣。”此段笔者认为可以看出史官秉持的刚正精神，而且也能看出史官有监督的权利，也是史官存在的众官之中的意义，“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的史官意义。天子的地位虽然很高， 但也畏惧史官的秉笔直书，这种君权被史官制约的行为对朝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

朝鲜《太祖实录》卷十四“戊寅六年（1398）六月”条：丙辰监艺文春秋馆事赵浚等，欲以前朝恭愍至恭让君已修实录，及自殿下壬申年以来史草收纳监进史官申概等上疏曰：“窃惟古者各国皆有史官，国君之言行，臣僚之是非，皆直书必录，故当代君臣必顾其之，以遗后世，遂令言动之际因以为戒而莫敢失，其置史之意重矣。昔唐太宗恐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录，不令今人见之，何矣？’玄龄答：‘史官不虚美，不隐恶，不妄言，人主见则恼，遂不敢献也……’臣等未知殿下之览史欲何为也？窃伏惟念创业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殿下既览时史，则继世之君借口必曰：我考之所为也，我祖之所以也，更相继述，习以为常，则史臣谁敢秉笔直书乎？史无直笔而示美恶，垂劝诫之意晦矣，则一时君臣何所忌惮而修乎？……”[7]古往今来，皇帝权威至高无上，正因为有史官的秉笔直书的精神也对君权有一定的制约束缚。

笔者爬梳李朝历史著述试做粗略考察，对李朝的史学思想略加分析发现，朱子学说是李朝五百年的正统学术，所以，纲目思想也就是李朝史学的主流。纲目思想一方面是可以制约叛乱贼子，维护君主权益。另一方面是有直书不讳，限制王权的用心。造就史官悲惨命运的就是“君举必书”的行为。燕山君时期，史官金驲孙因为过于刚正、直书不讳，被政敌告密，被判死刑，他的师父更是以朱子学说自命，“循紫阳之老笔”作吊义帝文被判处大逆不道之罪剖棺斩尸，这就是著名的“戊辰史祸”（1498年）。再者就是“已卯史祸”中宗时期赵光祖追削拥立靖国功臣史录导致政敌借口攻击被赐死或被流放。由此可见，纲目思想对朝鲜史学影响的深遠。

三、中国史学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和汉三才图会》载：“晋太康五年……百济王遣阿直岐者，贡以良马、《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8]因此，早在西晋时期中国的《易经》已经通过百济传到了日本。《旧唐书·日本传》载：“开元初，又遣使，为请授受儒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往鸿胪寺……所得锡赉，尽收文籍，泛海归矣。”日本在中国唐朝时期广派留学生至唐朝，学习中国的各种典章制度，带走很多书籍等，自然史书也大量传播至日本。

大化革新后，日本狂热地输入唐文。文武天皇在位期间，就曾经模仿唐朝制度，设置太学、明经博士、纪传博士，讲授儒学以及文章等。《续日本纪》有记载：“神户景云三年（769年），太宰府曰：“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收子弟之，学者略多，命府库内蓄五经，若无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深，伏乞列代诸史，传颂之，以兴学。”赐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9]这里就可以说明奈良时代，中国各种正史已在日本各地传布。当时遣唐使和留学生频繁来往大陆，唐朝的史官制度和修史事业的发达，必曾给予深刻印象。

《日本书纪》是日本在国家组织下写的第一部史书，是舍人依命令编纂的，成稿于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书名本来是仿中国史书体例称“纪”的形式称《日本纪》，后来仿《汉书》、《唐书》加了“书”字，改称《日本书纪》。并且书中一再引用我国唐朝以前各种正史，如《神功纪》三十九年，四十年，四十三年，引《三国志·魏书》，六十六年引《晋书·东夷列传》。清原贞雄博士说：“六国史专仿中国《史记》、《汉书》以本纪编撰。中国历代正史，都是把灭亡了的前朝的历史加以编纂，例如唐朝编纂隋朝的历史，日本朝廷虽然没有朝代更替，却按照中国修史方式编撰”，[10]这说明日本修史对中国的学习。

到了平安中后期以后，日本因为吸收唐文化已告充实，停止遣唐使的派遣，日本文化渐由纯粹的模仿中国而转向半独立性的创造，假名及片假名文字风靡，在这种风潮中，假名写的史书被流行于众，私人撰写的和文史书《大镜》等这类史书出现，虽是用和文写的，实际与汉文字的六国史一脉相承，仍然以中国史学为精神构其骨架。原来“原来中国有殷鉴不远的古语，史书也有《唐鉴》、《资治通鉴》等凡资君主之鉴戒从道德立场编的，多题鉴字”。[11]镜与鉴同义，这也正是中国历史思想的产物。中国史学思想渗透于日本史学各个方面。

从中国史官制度以及史书思想对于日韩史学的影响来看，可以看出：中国史官思想对日韩史官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史书体例，也启示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史学发展方向;中国史学的春秋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各国，唤起了各民族的自觉，也刺激了各国史学的完善和发展。

【注 释】

[1] 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周礼·春官.

[3]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

[4] 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4.

[5] 详见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 崔岩.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与中华传统史学[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7] 太祖实录.

[8] [日]寺岛良安.和汉三才图会[M].大坂：冈田三郎右卫门，1713.

[9] 续日本纪.

[10] 清原贞雄.日本史学史.

[11] 伊豆公夫.日本史学史.

【参考文献】

[1] 赵小花.唐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論[J].前沿，2015.

[2] 邹宁宁.古代史官地位变迁探析[J].兰台世界，2015

[3] 任午铭.近十年来史官研究综述[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

[4] 褚洵.论唐代史馆制度与档案管理利用[D].山东大学，2012.

[5] 王开仓.论中国古代史官记事之于当下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和镜鉴[D].西南政法大学，2012.

[6] 侯文华.早期史官文化与史传文献研究的一部力作——读过常宝教授《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

[7] 王盛恩.中国古代史官称谓内涵的嬗变[J].史学史研究，2008.

[8] 刘元德.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D].烟台大学，2007.

[9] 张始峰.从史馆制度看唐朝政府对史学的控制与促进[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

[10] 刘隆有.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J].贵州文史丛刊，1984.

【作者简介】

柳 燕（1991.11—）女，吉林延边人，延边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朝日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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