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历史性分析

摘 要：我国早期大学在创办时期就存在是否完全实施“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制度的分歧，只是那时的知识界还普遍追求独立的地位和身份，因而那些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们，虽然其现代科学知识明显欠缺，其思维还不够深邃，但他们在向国外大学学习的问题上，却头脑分外清醒、态度分外开明、见解剀切而坦率，全没有思想被禁锢、被束缚或见风使舵、曲学阿世的迹象，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丈夫”情怀。他们直面我国教育思想和体制问题的反思精神，对制度弊端和思想陈腐毫不遮掩的批判态度，都显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值得今天的知识界学习。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历史性分析；教授治校；世界大学通例

中图分类号：G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087-06

现代大学制度理论提出的时间久矣，一些影响较大的媒体的宣传也可谓不遗余力，却没有引起社会尤其是教育理论界及大学师生们的呼应和共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被人们忽视甚至淡忘。这种现象无疑与该理论设计者们的预期有些距离，是人们对大学制度改革的期望不强烈吗？是人们对这个理论的意义没有真正认识吗？抑或是如有些学者在论述社会制度改革时所言：改革在进入深水区后，人们的利益诉求趋向多元，任何一种改革方案，都很难满足社会多方面的利益需求，因而在改革的意向上很难达成共识吗？这显然是一个难以简单下判断的复杂性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讨论。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探讨，或许可以使认识进一步深化。

一

经过对现代大学制度内容及价值取向的仔细分析，作者以为我国高教领域中目前流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其所以没有引起大学师生及教育界人士的共鸣，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其一，是因为这种理论与以往的许多理论一样，只是一种权宜性或诠释性理论，其设计的出发点只是为了维护现实的大学体制，而没有准备创造一种新的大学制度，因而不能促进大学的本质性进步，使人们期待的建设一种新的大学制度的愿望难以实现，从而招致人们的冷漠。其二，在一些了解大学常识的人们看来，在现代大学制度理论方面，起码有两种内容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直在对峙着：一种是被一些大学作为工作方针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一种是发源于西方国家大学并在世界大学领域中普遍推行的、其精神主旨被作为世界大学规则并被我国的一些学者坚持的大学制度理论。其基本内容为：“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 [1 ]而这两种大学制度理论孰优孰劣，人们似乎已有自己的看法。其三，在一些具有大学历史知识的人们看来，这种诞生于21世纪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似乎并没有体现出与本世纪教育文明水平相一致的新时代特征。该理论不仅与传统的世界大学制度理论相去甚远、精神隔膜，而且疏远了大学本性。这不仅违背了大学作为专门教育机构及学术共同体的本性，而且与我国近代史上的大学制度理论（比如《大学令》的内涵）相比，似乎缺乏进步的意味。无疑会导致对大学本质有清醒认识的学者们的不以为然和异议。

事实上，作者也对这个理论持有看法，而其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若仔细解读这个理论，就会发现该理论中太多体现当代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国特色”，缺少了体现大学本质的自由、独立、理性、启蒙等内容，缺少了体现学术、学问、学者应有价值及教师们权利的内容，其整体特征是对权力的顺应和遵从，大学天然的“理性卫士”、“社会良心”、“世俗教会”的职责被排挤，大学在传统中的高贵、高深、高雅、高洁、高尚等形象，则完全被各种功利性的意识覆盖了。那么，人们期待的新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纵观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可见这样的问题本不该发生，因为我国现代大学只要按照自己的传统自然而然地走下去，就会自然地壮大和成熟，并且与世界大学的发展同步，还能以其所洋溢的文明、理性、高洁、儒雅等高贵品质，而受到社会尊重和保护。因为人们如今称之为世界大学制度的各方面内容，在我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中并非前所未有，而是不仅长期存在，且曾经被上升到国家制度的层次（《大学令》的内容），实在地指导过大学中的各方面活动，并且在许多大学中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创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的辉煌历史，并使其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名牌高校。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早期的现代大学制度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自然地被传承和发扬，而是在大学事业取得短暂的辉煌后被突然地抛弃和排斥了，并且在被批判和冷落中逐渐衰微，以至于被遗忘或被历史尘埃埋没了，使后来者们感到陌生和隔膜。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目前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并非是完全的创新或创造，而是一半为恢复和继承，一半为创造和建设。

二

为了理清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现实大学制度的关系，简略地回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历史，对于我们如今如何建设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显然是必要的。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并非只是一个简单性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以其内涵为根本的时间与性质有机结合的复杂性概念，在该制度中不仅要有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更要有品质、品格意义上的“现代”。而且从如何实现大学价值和意义的角度看，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我国现代大学的初创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满清政府统治权威崩溃而出现的思想、言论、舆论自由的环境，以及民国初期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的宪政设计及追求（其时的国体设计为共和国，政体设计为总统制，在社会管理方面允许自由办报、自由办学、言论和思想自由），使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在相当长时期内，拥有了相对宽松的言论和思想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言说，因而出现了一大批身体力行的批判旧文化、旧制度、旧教育，建设新文化、新制度、新教育的仁人志士。在现代大学及制度的建设中，就有张百熙、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范廉源等一大批政治家和教育家，为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民国政府在建国第二年就颁布了具有现代大学精神的《大学令》（1912） [2 ]，并在其中规定了实质性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内容。这个制度虽然从现在的角度看并不彻底，在大学的指导思想上还没有摆脱“中体西用”意识的影响及官办大学的特征，但是从历史上看，则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在对于大学本质的认识上，在界定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都达到了后世未能达到的水平。从而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精神自由和活动空间，为“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大学原则的实践提供了制度保证，使我国的早期大学具有了较高的制度和思想起点，孕育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而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享有盛誉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正是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先生借助这样的制度和思想条件创造出来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我国现代大学的酝酿和创办时期，那些直接推动和创办现代大学的先辈们的思想是极其解放的，其以天下为己任、敢言直谏、实事求是的“士”的精神和情操，是十分令人敬佩的。无论是最初介绍和推崇外国教育和大学制度的思想家魏源、冯桂芬、容闳、郑观应等人，还是稍后倡导和身体力行学习外国大学制度和精神的张謇、严修、盛宣怀、严复等人，以及新时期的教育家蔡元培、潘光旦、胡适、竺可桢等人，都能诚实地承认国外大学先进的事实，直面我国文化、教育、国民素养、社会管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直言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在向国外大学学习的问题上，他们头脑清醒、态度开明、见解剀切而坦率，全没有思想被禁锢、被束缚或见风使舵、曲学阿世的迹象，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光辉的“大丈夫”情怀。而在如何具体学习国外大学制度的问题上，他们没有矫揉造作和固步自封的情绪，而是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地承认需要借鉴外国的大学制度，从而使我国早期大学在借鉴国外制度时，基本做到了形神兼备，学到了国外大学的制度、思想和精神，在我国早期的大学中建立起了真正的大学制度体系，使我国的现代大学建设活动，具有了良好的思想和制度基础。可以说正是在以他们为首的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努力下，才建成了我国早期的现代大学体系，并造就了我国现代大学的辉煌历史。

回顾我国早期现代大学诞生及发展的历史，审视先贤们在建构现代大学制度时的勇气和真诚态度，都使我们的内心充满感动和钦佩。阅读他们真挚、直率的教育思想和见解，追踪他们艰苦卓绝的追求和努力，都使我们心灵震动，感受到了“为天地立心”的担当精神。他们在一百或近百年前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在如今看来仍然为使人精神振奋的真知灼见，既为今天的许多论者所不及，更使那些只会诠释政策、图解领导讲话的“八股文”相形见拙。他们虚心对待人类优秀文化、政治、教育成果的态度，反衬出我们今天许多对教育本质不甚了了、但却自以为是的所谓专家的浅薄和可笑。他们的直面我国教育思想和体制问题的反思精神，对制度弊端和思想陈腐毫不遮掩、必欲纠正的态度，都显现了一种科学的、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士”的精神）。

三

如上所述，我国早期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已经为以后的大学进步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些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先贤们不仅为我们奠定了较为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而且为我们进行了如何将外国的文明思想和制度“洋为中用”的示范，为我们如何虚心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思想和制度提供了经验。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和大学品质进步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是出现了许多曲折。从我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上看，首先削弱现在大学制度职能的，是国民党在基本上统一全国后推行的“党化教育”（1928）。其做法是全面紧缩大学在创办初期所拥有的自主权利，加强政府对大学思想和活动的控制，强制大学成为政府的附庸或“工具”。其具体做法是：在大学中推行“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所谓“三民主义” [3 ]，开创了政府视大学为附庸及“工具”、政治强力干预大学的恶劣先例。国民党的这种行为，破坏了以往政府与大学相互制约、相互容忍的和平态势，加剧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将政府置于大学自由、独立品质的对立面，使其成为大学教授们批评和反抗的对象，从而失去社会中的文化和思想同盟军。另一方面，加剧了社会中的“左派”情绪，诱发了大学中的政治活动，使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有了正当的理由，也使“反国民党独裁”的“学潮”变得顺理成章。而由于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会给大学的正常秩序带来很多麻烦，也会造成教育家（主张学问救国）与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一直是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教育家们坚决反对和努力避免的。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党化教育”、“反国民党独裁”、大学抵抗政府干预、“大学生民主运动”等许多问题纠集在一起，形成了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的复杂局面。只是政府中主张对大学强化管理的人士没有想到，这样的复杂局面所导致的在大学问题上的各种混乱现象，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民党政府干预大学活动的强度，使大学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和发扬。

而我国早期大学在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其所以能化解或抵制住政府的高压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保全和延续了现代大学制度及精神的主要原因：一是其时大学中的主要领导者及大学中的教学骨干，要么是心怀教育救国理想的有识之士，要么是学成回国的著名学者，他们不仅有中西学问的深厚底蕴，而且对现代大学的本质和精神感同身受，因而对大学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办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从而在大学遭遇社会强权干预时，能够旗帜鲜明地反对和维护大学本性，从而使我国的早期大学免受政治的强力干预，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本色和宗旨。二是与其时的“士”的遗风尚存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时在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任上的许多人，都还继承了“士”的精神，对教育规律和本性有相当的敬畏，因而在对大学的管理上，还能考虑大学应该适当拥有自主权的特性，对大学校长都比较尊重。在大学与政府发生摩擦的时候，都能够有所克制和容忍，使一些大学中的抵制教育部法令、抵制教育部任命校长的活动都能够得到比较温和的处理。从而使大学在缺乏国家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成就了中国大学的辉煌历史。

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在现代大学制度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实施时期，大学中也自然地成长起了一股能够体现大学本性和精神的力量，还相应地形成了大学中“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传统。这股力量对外批评和抵制对大学的行政和政治干预，对内凝聚了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感情，显现了大学的文化、科学、政治价值，体现了大学的社会意义和作用，书写了大学历史上的成就和辉煌。无论是在抵制政府的无理干预中，还是在与政府一起应对国家的存亡危机中，聚集于大学中的知识精英们都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们要么直接地参与国家的救亡图存活动，像胡适那样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在美国为国内的抗战募捐；要么为国家的正确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比如在国共谈判时呼吁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倡导建立联合政府等。既显现了大学在国家危难时的巨大作用，也表明大学的内在力量已经形成。而以下的两个事例，则最能够说明大学自主性力量对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促进意义。其一是在抗战初起的“庐山谈话”中，胡适先生的“应该为国家和民族保存文化血脉”的提议，阻止了一些人“战时应解散大学”的主张，使民国政府下决心保存大学，促成了公立大学的“西迁”和“南迁”，奠定了“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大学的历史 [3 ]。其二是在抗战结束时期，蒋介石恼怒于西南联大的“学潮”，声称要解散西南联大，而经傅斯年、梅贻琦等人的“活动”，才消解了“委员长的命令”，使西南联大得以保存并顺利“北归” [4 ]。当然，其时政府对大学的宽容和支持也是有原因的，一是当时政府中的许多官员本身就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对大学有天然的亲近和敬重之情，因而对大学的干预有所顾忌，支持也相对积极。二是由于其时的大学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为政府在国际事务中赢得了很多的尊敬（在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中，就有对中国大学保护和尊重的原因），使政府对大学的管制有所收敛。

四

而在回顾大学历史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末，本可以为大学的发展和进步带来更好的机会和条件，可以使大学在和平的环境中长足发展，使现代大学制度得到完善和弘扬，然而，当时选择的“以俄为师”路线，不仅使大学失去了在和平时期快速发展的机会，而且使大学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回顾历史，可见当时选择的榜样——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并非是世界范围内的先进大学体制，而是一种包含了浓厚实用主义意味的权宜性体制。这种体制的优点是能够促进专业人才的快速成长，缺点是会使大学丧失自主性，成为政治及政府的工具，变成了一种被动的准行政组织，其教育行为也会相应地变成政治活动或生产（人才）活动。由于这种视大学为工具的形态与时俱进，不断成熟，因而大学主体性缺失的现象也一直没有变化，甚至越来越严重。而体现这种思想和制度的社会行为是，大学在社会结构再组时（院系调整）被整合进了社会的政治系统，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机构或准行政机构，使大学的思想、组织、制度完全脱离了自己的传统，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建国后的大学“国有化”（取缔教会大学及收回私立大学办学权）活动，使我国境内的大学成了清一色的公办大学，因而在“院系调整”运动中，所有大学都自然地被整合进了社会的两个系统。一个是社会的行政系统，使大学成为教育部下属，所有大学都由教育部领导，并遵循行政的逻辑行事。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系统，亦即在所有的大学中都设立党委及其附属机构（团委、工会、学生会、武装部等），使大学的活动必须服从政治的逻辑。这样的结构呈现了两方面状态：一方面，由于党政机构在价值取向、活动目标、行为逻辑方面的差异，使大学要承受两方面力量的撕扯，无法顾及对自己本性的回归；另一方面，由于“新社会”话语越来越强化，“革命压制知识”的潮流越来越盛行，致使原来保留在大学中的知识性力量（注重学问、知识的传统和习惯）越来越被排斥，而能够为这种力量提供保护的学术权威也越来越衰弱，最终形成“政治话语”一家独大、完全以红代专的局面，造成大学中“革命话语”通行无阻、覆盖一切方面的现象。而在大学制度被完全政治化的情况下，大学的活动被纳入社会政治运动中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大学被卷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武训传思想批判”、“胡风思想批判”、“反右”、“教育革命”、“反右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政绩大跃进”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中，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在此期间，大学的思想和精神自然无法安宁。大学如人一般的“心性涵养、精神陶冶、灵魂洗礼”等自我精神修炼活动，不仅没有时间和条件，也没有愿望和动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大学中自然无法形成“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教育精神和思想传统，也自然不可能出现像康德、尼采、卢梭那样的专心思考社会终极问题的思想家，从而没有人为中国社会走出根深蒂固的等级社会逻辑提供思想启蒙和理论引导。

所以，审视我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可见其外观形态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大学的硬件设施已经非常现代化，其“大楼”形态可以与许多世界著名大学媲美。然而，其内在的品质和境界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其精神和品格的水平依然非常低，大学内部不但没有成长起坚守知识、学问、理性、品格、气节的自主性力量，而且教师和学生都太习惯了按照行政指令行事，心甘情愿地做“上级指示”的执行者，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惟利是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大学的“集体无意识”。与此同时，大学本性迷失的程度、大学精神底线被突破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相当多的人已经失去了对知识、学问的敬畏心，参与和容忍学术腐败没有任何心理障碍，集体性、制度性地对功利的强烈追求，使大学堕落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场、商场和名利场。以至于使本来与神圣、纯洁、崇高等名词相联系的大学及教育，居然成为一些人移居国外（让子女受好的教育）的理由。这样的大学显然无法产生真正大学应有的价值和意义，无法发挥真正大学应有的效应和作用，对其进行体制改革，亦即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十分迫切、时不我待的事情。

五

然而，与我国早期先贤们尊重大学本质和规律、诚恳地学习世界大学先进制度和思想的做法不同，我国目前流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只是习惯性（诠释性）地对现实的、人们呼吁革新的大学制度内容进行抽象和概括，便对其进行“现代大学制度”的命名。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对“现在”的大学制度进行了一下理论包装，便将其称为“现代大学制度”，似乎只要换一个名词，就完成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任务。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这样的设计没有真正对传统的大学制度进行思想和理论方面的任何超越，从而也无法实现建设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的目标。在理论上所谓“教授治学”概念，也是一个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概念。因为在常识性的意义上，“教授治学”无疑指的是“教授研究学问” [5 ]。原因在于，我们通常在说某人“治学严谨”时，就是说他（她）对知识及其问题的探究很认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就不乱下结论；在说某人“治学有方”时，则是说他（她）在研究学问时比较讲究方式方法，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或成绩。或许是作者孤陋寡闻，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治学”可以作“让教授（教师）参与大学中的学术管理” [6 ]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尤其是在涉及大学制度的问题上。所以作者以为，这样的“创新”，不仅有“法随口出”的随意，而且有强词夺理的嫌疑。

因为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而做学问讲究的是“论之有据、言之有理”，其特征是遵循文化的普遍规律和具有逻辑性，亦即依据“公理性”的逻辑来讲道理。所以作者不明白，像“治学”这种在学界最为常识性的概念，怎么就被移花接木成了“让教授参与学术管理”呢？试想，如果不做特别的解释，有谁会将“教授治学”理解成“教授参加大学学术管理”呢？而且按照这个逻辑，“治学”是否还会被无限扩展呢？比如“治——学生管理”、“治——学风建设”，抑或“治”其他什么的。显而易见，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简单化地诠释了现实的大学体制，而在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动辄就“口吐天宪”的现象出现呢？而其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作者以为这既与我国理论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研究者们“自说自话”，且缺乏充分讨论的传统有关，也与我国社会思想领域中一直存在的“命令理论”现象有关。因为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现象，一种理论或者观点只要在“政治上正确”，或者与体制的意志一致，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尤其是在过去的极左思潮流行时期，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由于社会一直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坚决制止，因而这种以“权”为基础、习惯性的“命令话语”（我说对的就是对的）就经常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真正的学术研究难以纯粹，学术成果也鱼龙混杂。而我国目前流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其产生和流行的过程又是怎样？

对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内容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教授治学”理论中关于教师参与大学教学和科研管理的思想，可以说也不是什么新内容。因为在我国长期的大学管理中，就一直有教授（包括非教授的教师）参加学校教学和科研管理的现象。即使在极左思潮流行的“文革”中，其通行的“三结合”模式中就包含有教师参与学校领导和管理的内容。当然，他们的“参与”是实质还是形式？是否真正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然而，谁又能保证如今的“教授治学”，不会是相同的结果呢？另外，除了一些特别的时期外，组织部门在选拔大学领导人时，无疑都要考虑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及学术水平，也就是要考虑“教授治学”的因素，其精神主旨也是要“教授参与学校的学术管理”。所以，如果不作专门的限定，“教授治学”理论也是没有什么新意的。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也实在说不上是什么理论创新。至于有人将有教授职称的人担任校长的现象说成就是“教授治校”的做法，作者以为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一则此时校长的真正身份已经不是教授，而是教育官员及教育行政机构的代表了。这与“教授治校”制度中校长需要由教授们选举产生（或董事会聘任），并遵循大学传统，按照教授、教师、教育的意志办学的精神主旨是完全不同的。二则“教授治校”是一个系统，它是在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原则的有机结合中才组成大学制度的。这种制度在价值观念上秉持的是“大学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原则 [7 ]，对大学行为的约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内部的大学人对自己教育理想和信念的坚持和维护。二是大学外部的行业规则的约束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主宰大学活动原则的是“理”而不是“力”，是“道理”而不是“权力”，尤其是政府的权力。

凡是需要进行改革的制度，一般来说，都是有问题的制度，而改革就是要革除掉“那些”问题，并且代之以新的更能保证事物合理发展的内容。但若研究改革的理论并没有触及原来制度中的问题，或者有意识地回避了原来制度中的问题，只是对其进行一些文字性的修饰，这样的改革理论可以说没有多少意义。所以作者以为，大学制度改革要有符合大学活动逻辑和特点的、具有明确的进步性内容的、能够唤起和吸引人们参与热情的制度目标，否则，现行的大学制度改革将难以引导大学实现本质性进步。事实上，一种作为改革目标的新的大学制度，无疑应该比所要改革的旧的大学制度先进、文明，令人感到是可靠和合理的。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流行理论核心内容的“校长治校”原则比作为世界大学普遍性制度的“教授治校”原则更先进呢？为此，我们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反思的。

参考文献：

[1]贺国庆.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郑登云.中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杨东平.艰难的日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4]谢 泳.傅斯年与西南联大[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5]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史宁中.教授治学：大学科学发展的基本理念[N].北京：中国教育报，2009-09-07（5）.

[7]李立国.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J].大学教育科学，2012，（1）：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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