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学：科学、艺术、教育及其他（I）

本期封面与一个叫蒂尔普（Nicolaes Tulp，1593-1674）的荷兰人有关，他是17世纪的一名外科医生，原名皮特斯佐恩（claes Pieterszoon），年轻时在莱顿学习医学，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开业并获得声誉，踌躇满志的他遂以郁金香作为徽记并就此更改名姓（Nicolaes不过是Claes的变形，Tulp在荷兰语中是“郁金香”的意思）。除了行医之外，蒂尔普也热衷于政治和公众事业，先后担任过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司库和治安法官，1654年还被任命为市长。

蒂尔普行医的年代，正值荷兰摆脱西班牙统治走向繁荣的时期，阿姆斯特丹市的人口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从数万膨胀到20多万，伴随着海外贸易而至的，除了来自异域的烟草和药物外还有新的病种，这些都成了刺激医学发展的新因素。1628年，蒂尔普被任命为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行会的解剖学讲师（Praelector Anatomiae）。1636年，他在对全市药剂商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主持编纂了《阿姆斯特丹药典》（Pharmacopoea Amsterdamensis）。1641年，他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医学观察》（Observationes Medicae）。蒂尔普在医学与公共卫生方面的贡献还有很多，包括详细地描述了现今称为偏头痛的病症，最早提出烟草对肺的伤害作用，发现了如今被命名为“蒂尔普瓣膜”（Tulp’s valve）的回盲瓣，以及观察到水手中普遍存在的脚气病等。上一世纪80年代，研究者在纽约市立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找到一批曼哈顿岛（当时叫新阿姆斯特丹）上早期荷兰移民健康状况的档案，在上面签字的官员就是蒂尔普。

但是如果没有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的那幅名画，后人恐怕早已不知道蒂尔普是何许人，更无从知道他的事迹了。关于蒂尔普的尊容，另一位画家也是其邻居兼好友的匹克诺（Nicolaes Eliaszoon Pickenoy，1588-1653？）画过一幅肖像，作画的时间是1633年，也就是伦勃朗那张《蒂尔普医生的解剖学课》完成一年之后。两相对照，面貌与神情都甚为相似。

我们甚至能够根据文献确定伦勃朗此画所表现的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那是1632年1月16日晚上，有着行政法官经历的官方解剖师蒂尔普，在一群有资格的绅士面前进行一场解剖学演示，解剖的对象是一个名为阿里斯·金特（Aris Kindt）的强盗。按照当时的法令，这种被公开解剖的对象必须来自刚被绞死的男性罪犯，其灵魂和尸体都不为教会所容，演示必须获得市政厅批准，每年只进行一次。市政厅与外科医生行会的每位成员都会受到邀请，但是到场者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观看整个解剖过程，收入用来补贴市政厅的会议及晚餐开销。

图1（封二）是这幅画的全景，画面的正中就是那位倒霉的死刑犯，面部的灰绿颜色显示他已死去，左小臂以下的皮肤已经被剥开，蒂尔普医生右手持钳，正在挑起尸体上裸露出来的肌肉和筋腱，左手的姿势与面部神情都表明他在向观众讲授有关人体构造的知识。画中的观众神情不一，有的专注，有的镇静，有的惊怵，有的茫然，整个画面颜色简单，背景模糊，透出一种阴森惨淡的气氛。值得注意的是，在尸体脚前有一本翻开的大书，一般认为是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的《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fabrica）。画面背景的墙上有一张纸，画家的签名与作画年代依稀可辨。法国艺术史家克拉克（Jean-Marie Clarke）指出尸体的肚脐眼像个大写的R字，他认为是伦勃朗有意留下的印记。

17世纪荷兰画家有许多类似的作品，图2（封二）是稍早些时由密尔威夫特（Michiel Jansz，van Mierevelt，1566？-1641）绘制的《凡德密尔医生的解剖学课》，这里死者被切开的是腹部，脏器描画得十分逼真，《剑桥医学史》就采用此图作为封面；不过画中人物的表情比较呆板并趋于一致，如同面对镜头的集体合影一般，一流画家与超一流大师的区别由此可见。图4是伦勃朗后来创作的《迪曼医生的解剖学课》（TheAnatomyLesson ofDr JanDeijman，1656），图中尸体的腹部已被切开，医生正在开颅。迪曼是蒂尔普的学生，本来两幅画一道悬挂在外科医生行会的走廊里，但后者在1723年的一场火灾中被毁，现在只有残片以及早先的铅笔草图被保存下来。1856年法国印象派大师马奈（Edouard Manet）访问海牙时曾临摹过这个残片，之后将摹本送给了自己的医生。图5是凯赛尔（Thomasde Keyse，15967-1667）的作品《艾格贝尔茨医生的骨科学课》（The Osteology LessonofDoctor Sebastian Egbertsz，1619），艾格贝尔茨则是蒂尔普的前任。

以死刑犯尸体作为解剖学教学与研究对象的做法在西方不知始于何时，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文艺复兴晚期已经相当普遍。古罗马最有名的医生盖仑曾说过解剖学对医生的重要性就像设计图纸对于建筑师一样，他的著作《论人体各部位的用途》和《论解剖》都对人体的骨骼、肌肉作了细致的描述，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没有实际解剖过人体，许多结论都是从对猴、猪等动物的解剖中推论的。14世纪以来，由于黑死病的流行和天主教会纲纪的松弛，也出于医学研究与艺术创作的需要，未经当局许可的尸体解剖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已成为半公开的秘密，盗尸与无名尸被大量利用，但要获得更精准鲜活的生命信息，对刚刚被执行的死刑犯尸体的合法利用仍然是最重要的。

1491年，居住在威尼斯的德国医生克沙姆（Johannes de Ketham）出版了一部《医药之书》（Fasciculus medicinae），被认为是世界上含有解剖学图像的最早印刷读本，书中包含许多中世纪的医学内容。图6是意大利文版（1493）中关于解剖死刑犯的一幅插图，从人物装束来看应该是文艺复兴早期或中世纪晚期，具体的时间和情节则不得而知。画中被解剖的对象肌肉饱满面部淡定，安静地躺在台上，显然已经死去但为时不久。画面上找不到任何宗教的痕迹，正中高台上坐着的那位可能是一位法官或世俗的行政官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活动的合法性与公开性。操刀者的姿势很奇怪，与其说他像外科医生毋宁说更像个屠夫，画面右边那位手持小棍的人显然是行家，他或许在指点助手怎样下刀，或者在向其他人讲解有关人体的知识。解剖台下有一个提筐，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盛放脏器的。图7则是此书拉丁文原版（1491）的相应插图。

坐在高台上的人正在读一本书，故世的哈佛科学史教授柯恩（I.B.Cohen，1914-2003）推测是盖伦的著作。他还指出，读书人是现场人士中身份最高的一位，至今英国的学术体系（特别是医院和医科大学中）仍然沿用相当于高级讲师的“Reader”这一头衔。图8是维萨留斯《人体构造》中的插图，可以看出解剖图中的模特儿是一个吊在绞刑架上的死刑犯。

利用死刑犯尸体进行解剖的做法在18世纪的欧洲依然延续，但研究和教学已不是主要的目的，更多的是对重罪犯的惩戒，令其碎尸万段以儆效尤。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科医生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职业，有时候同理发匠、屠夫相提并论，因为他们不得不与鲜血、肢体和骨骼相伴终生；外科器械也令人不寒而栗，剔刀、剪子、烙铁、斧锯等最为常用。图9（封三）是维萨留斯《人体构造》中介绍的当时外科医生使用的器械。

图10（封三）是英国画家霍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1751年的作品，属于题为《残忍的报应》（TheReward of Cruelty）的一组铜版画中的最后一幅。霍加斯的版画通常带有讽喻和说教的意义，场面和人物都比较夸张。此画的构图似乎受到克沙姆书中插图的影响，例如高台上坐着的人和其身后的两扇窗户就几乎雷同；不过解剖台与观众之间多了道护栏，显露出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解剖学教室（theater）的痕迹。正中坐着的那个头戴假发手持长棍的人，据说是皇家外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的教授弗瑞克（John Freke），他是多种外科手术器械的发明者。正是在他行医的那个时代，外科医生在英国才从理发匠一类的职业中独立出来，开始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除了他以外，围栏前的七个人物也都戴着假发和帽子，他们是外科医生或高年级的医科大学生，最右侧正在读书的那位应该是Reader了。实际上，被解剖的那位也实有其人，是一桩轰动一时的谋杀案的凶手，名叫汤姆·尼禄（Tom Nero）。再来看画面前方的解剖台，死刑犯的脖子上有根剪断的绳索，表明刚被人从绞刑架上放下不久。三名操刀者的行为看上去十分残忍，一个剜眼，一个破膛，一个挑筋，另有一人蹲在地上收拾脏器，犯人的心脏则用于喂狗，左前方的沸水锅里还有人的骸骨。研究者指出，这幅画描绘的并非瞬间的场面，而是浓缩了犯人遭到报应的全过程，从被绞死直到其骸骨被制成标本。画面两侧还有两架完整的人体骨架，都来自不久前被处死并解剖的罪犯，壁上还刻着他们的名字。

1752年，英国议会通过的《谋杀罪惩治条款》中明文规定了男性杀人犯的尸体可以供医学院进行解剖，尽管这一传统实际上已延续了数个世纪。它在英国被终止是1832年，那一年议会通过了《解剖法条款》，禁止在解剖学教学中使用死刑犯的尸体。

中医经典《灵枢》曾提到“解剖”，原文是“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这是尸体解剖用于医学的较早文字记录。日本科学史家山田庆儿（Yamada Keiji）最早注意到《汉书·王莽传》中的一段记载，读起来令人怵目惊心。内容是王莽抓获反对他的叛党首领之后，让太医和屠夫一道行刑：“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班固本欲亟书王莽的残暴，不经意留下了活体解剖用于医学的记录。清代名医王清任（1768-1831）曾做过多次尸体解剖以观察人体脏腑，样本来自饿病死亡的无名尸体。不过限于绘画的风格与技法，中国古代未曾留下有关人体乃至其结构的精准形象。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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