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深圳教育的前世今生

摘 要： 熊贤君教授所著的《深圳教育史》是一部代表性地方教育史著作。《深圳教育史》详细梳理了深圳几千年的教育发展概况，并紧密结合全国历史背景，视野宏阔，体现了深沉的历史感和大教育观。作者在篇章布局、结构安排和内容论述等各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深圳的地方教育特色，深入挖掘了深圳教育的文化精神。这是地方教育史上又一部力作，填补了深圳教育史上的不少空白，为以后地方教育研究提供了良好范式。

关键词： 深圳教育史 地方教育 特色

在当今社会，教育的作用不言而喻，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兴则国家兴。近年来，我国教育迅速发展，但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历史如镜，鉴往知来，我国拥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每个地区教育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提升我国整体教育发展水平，改进教育体制，首先要从地方入手。研究地方教育的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从中发现它的客观规律性，寻求育人育才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反思意义。深圳大学博士生导师熊贤君教授的《深圳教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便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

《深圳教育史》全书约44万字，选取深圳地区为研究个案，详细论述了深圳从先秦时期到至今这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教育的发展概况。熊贤君教授紧紧围绕深圳地区的教育，划全书为四个大篇章，每个篇章又根据中央政府的文教政策和深圳当时教育的发展水平，分为八个章节，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娓娓而谈了每个时期深圳教育的发展。在第一篇“新安县建立前”叙述了从先秦至宋元时期的教育历史，受中原地区儒家思想的影响，深圳在宋代出现了书院，并且由于中原人民的迁入，深圳形成了客家文化。第二篇“新安县时期”讲述了明清时期深圳的教育发展。明代隆庆元年（1572）设立新安县，深圳教育发展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此时科举发展虽然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落后，但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晚清时期，随着洋务和维新运动的开展，新政的实施，深圳教育步入转型时期，逐渐近代化，新安县一些乡绅、海外华侨和传教士创办了新式学校，并出现了出国留学的学生。第三篇“宝安县时期”作者根据历史时段，分别叙述了“中华民国”时期、共和国建设起步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深圳教育，主要介绍了初等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和其他各类教育情况，体现出深圳地区教育逐渐现代化的特点。在论述文革时期教育时，作者秉笔直书，客观地谈到文革对教育造成的巨大破坏。最后一篇章“深圳建市至2000年”论述深圳建市后，她的教育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各级教育的兴起和完善，以及教学体制的改革，使深圳教育水平走在了全国前列。在这一篇中，作者总结相关改革经验，同时展望未来，赋予深圳教育更加又好又快发展的美好愿望。全书形成了完整的教育发展体系，向读者鲜明生动地呈现了深圳教育水平由落后逐渐发展到位于全国前列的历史过程，结构井然有序，脉络清晰，使读者对几千年的深圳教育史的发展脉络一目了然。

通读全书，笔者感受颇深，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在选题方面，视角新颖

地方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不可或缺的补充和延伸，自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立项以来，中国地方教育史专题的著作已有大量成果问世。但大多研究者关注点放到了齐鲁、湘湖和徽州等历史文化氛围悠久浓厚的地区，熊贤君教授则选择深圳地区作为研究切入点，选题新颖。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发展与中原有着较大差异，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区域。深圳是珠三角地区一颗耀眼的明珠，建市三十年来，从南国一个偏远落后的乡村发展成为一座繁华都市。她的经济腾飞和城市化建设被世人瞩目，人们却忽视了其背后悠久的教育发展历程，忽视了其背后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由于深圳自古远离中原，物质文化落后，大多数人认为深圳教育是建市后才兴起的。熊贤君教授独具匠心，抓住深圳区域教育这一视角，叙述了从先秦到新世纪悠久的教育历史，显示了深圳地区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教育传统，向读者展示了她的育人之道。对深圳地方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对深圳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认识，丰富人类教育经验宝库。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提到：“一部深圳教育史，所呈现的正是深圳地区教育发生、发展的种种事实；所承载的是深圳文化、深圳精神的沉积；所揭示的是深圳人才培育、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1］熊贤君教授正是认识到深圳教育历史的重要意义，搜集大量资料，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完成了这部著作，是第一部深圳地区教育史专著，填补了地方教育史上的不少空白。

二、突出显示了大教育观视角

熊贤君教授叙述了泱泱几千年的深圳教育历史，在历史发展中突出教育的变迁，将深圳教育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紧密结合，视野宏阔，体现了深沉的历史感和大教育观。在论述古代深圳教育史时，每一章介绍深圳教育概况前，作者首先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中央政府的文教政策，显示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与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如汉代在大一统环境下独尊儒术对深圳士人言行的影响，明清中央高度集权下八股取士对新安县科考子弟的影响。将教育置于政治文化等背景下论述，显示了作者独特的构思安排。在叙述近现代深圳教育的发展时，熊贤君教授又对深圳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到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种教育都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深入地关注了深圳教育的全面发展，显示了深圳教育逐渐现代化、逐渐完善的历程，体现了宏大的教育视角。

在大教育观视角下，作者还关注到了地方社会群体。历史不是单纯深奥的理论，它是由每个人、每件事共同串联起来的有生命的东西。杨念群教授曾指出：“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面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2］人是教育的直接传授者和接受者，任何忽视了鲜活人物的教育研究都是有欠缺的。熊贤君教授避开了这一误区，他不仅注重国家政治对教育的影响，在论述深圳教育的历史中，还关注到大量相关人物，无论这些人权轻或权重，位尊或位卑，如东晋的黄舒、邓符协家族、深圳的客家群体。作者用大量图表列举明清时期的教谕、训导、山长、进士、举人和岁贡等名单，他不是简单地罗列这些图表，而是通过这些图表关注这一群群人物，通过他们的活动探究深圳教育背后的育人之道，显示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独特视角。

三、体现了浓郁的深圳地方特色

熊贤君教授在篇章布局、结构安排和内容论述等各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深圳地方的教育特色，深入挖掘了深圳地方教育的文化精神，体现了作者的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史家素养。

1.根据深圳教育发展的具体情况划分篇章。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教育史也不例外。“地方教育史研究不能成为全国教育史微型仿制品的制作，这是地方教育史研究首先应该警惕的趋向，也是地方教育史研究最容易误入的一个泥潭。”［3］熊贤君教授很好地避开了这个泥潭，他没有按照传统中国教育通史的版块模式安排结构，而是依据深圳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安排篇章。明代隆庆元年（1572年）设立新安县，1914年新安县改名为宝安县，1979年深圳建市，作者根据这三个时间点，将全书分为四个大篇章，设立县制、“中华民国”成立和建市，都是深圳地区历史上的大事件，每次变革都使深圳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每个篇章又根据中央政府的文教政策和深圳当时教育的发展水平，划分为若干小章节。从中我们看到了深圳地区源远流长的教育历史，从文教落后的荒芜之地，逐渐发展成为教育水平居全国前列的经济特区，鲜明体现了深圳地方教育的特色。

2.关注香港地区与深圳教育的密切关系。香港曾是新安县的一部分，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英国，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到：“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办起了英式教育，新安县与之毗邻，是学习西方新式教育的便捷之地，因此新安县在教育观念更新诸方面，比内陆为先。从总体上看，香港成为新安县文教政策转型的示范，是新安县对付‘千年未有之变局’策略与举措学习借鉴之所，在贯彻推行‘中体西用’方针过程中‘西用’的提供源泉之一部分。”［4］民国时期，大批香港名儒、知识青年与华侨来深圳办学担任教师，“在教育方面，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教育与宝安教育有密切而频繁的交流”［5］，可以说，香港对深圳教育的近代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深圳各个方面迅猛发展，成为与港澳及东亚一些国家交流的重要场所，本书尾声简要提到深圳大中小学教育与港澳地区及国际的合作与交流，作者将深圳与其他地区紧密联系，全面说明了深圳教育水平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3.关注深圳地区的客家教育。“作为一部地方教育史，倘不能真实体现地方的文化底蕴及其特色，那就将可能对论著的个性发扬产生一种无以告白的延宕。”［6］作者在此书中鲜明体现了深圳地方的文化特色，古代大批中原人民迁入广东、江西、福建等地区，其中有不少人民迁到深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深圳客家文化。客家人勤劳质朴，素来重视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及培养人才的方式对深圳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深圳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较大贡献。

四、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大量比较研究方法

“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价值最根本的应该体现在它所展示的一地区教育发展与全国教育发展，乃至其他地区教育发展的差异性。”［7］这部著作讲述的是深圳教育史，熊贤君教授并没有把眼光只放在深圳这一个地区，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广东省及全国其他地区，搜集各地资料，进行深入整理和分析，将深圳教育客观地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如在说明隋唐宋元时期深圳科举制发展时，“有唐一代，整个广东省就有38人成为科举考试中博弈的获胜者。而其时全国其他省份大多高出此数。如湖北省共43人，仅襄州（今湖北襄樊市）便达13人。北方河北省仅宋代便有57人及第……”［8］说明了唐代广东包括深圳科举及第人数的落后。在论述明清时期深圳科举发展时，专门列出“同时期本省邻省相关县的比较”这一小标题，列出“江西2400人，居第3名（一二名分别是浙江和江苏）；福建2116人，居第4名；湖南426人，居第14名；广西173人，居第16名；而广东1377名，居第8名”显示了明清广东科举考试进步之快，接着又将新安县与广东其他县相比“康熙朝番禺共有7名中式，而新安县也有4人金榜题名……”［9］显示出新安县教育的不稳定性。通过这些客观比较，准确定位了古代深圳教育在广东省和全国教育中的地位，向读者展现了深圳教育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五、在引用文献方面，史料翔实

由于涉及深圳几千年的教育历史，时间跨度之长，年代之久远，尤其有关古代深圳的文献较为稀少且零散，因此研究起来难度相对较大。作者在文献搜集方面做了扎实的工作，他挖掘了大量相关县志资料和档案馆资料，并参考了深圳最新考古发现，使本书内容充实而又新颖。无论是对古代深圳教育历史的论述，还是对近现代深圳教育的全面发展概况，作者都以大量资料和数据为基础，用史料说话，使全书严谨、科学、客观。此书文献的最大特色是引用了大量图表，辅助要说明的内容，简明清晰。如在叙述明清时期新安人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时，作者详细列举了宋至嘉庆年间深圳地区进士举人名单、明清时期新安县人获拔贡、优贡、恩贡、岁贡出身名单等图表；新中国建立后，兴办的各级相关制度、教学计划，甚至具体的学生人数，作者都引用了相关图表。用图表与文字相结合，说明每一段历史时期深圳教育的具体发展状况，无疑更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读者从那一张张图表中便可体会到深圳教育发展的逐渐进步的过程。

当然通读全书，笔者发现了一些细微的值得商榷之处，在此发表见解。由于深圳教育通史历史跨度长，涉及范围广，在这样宏大的课题架构中，笔者感觉可以进一步挖掘原始档案。深圳是广东省的一个县，又毗邻香港，而且近代时期不少海外华侨和外国传教士在深圳创办了一些学校，笔者认为还可以挖掘更多的广东省和香港地区的档案，以及那些华侨、传教士的人物传记、日记等资料，以作更深入的探讨。晚清时期是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时期，洋务学堂的创办，留学的肇始，教会学校的设立，尤其是废除科举颁布新学制，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此书对这一时期深圳教育叙述比较简要，仅用了二十多页篇幅，深圳教育近代化表现得不是非常明显。当然，这些并不影响该书的价值意义。

总而言之，熊贤君教授的这部《深圳教育史》视野宏阔，内容丰富，史料新颖，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部著作梳理了几千年的深圳教育史，探究了深圳教育的内在精神和文化底蕴，向读者展示了深圳源远流长的育人之道，为读者了解深圳这块土地上的教育提供了便利条件。它填补了深圳教育史研究方面的不少空白，对当今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鲜明的借鉴意义，同时为以后地方教育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

参考文献：

［1］熊贤君.深圳教育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

［2］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3］［7］王建军.对地方教育史研究的思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4］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147.

［5］熊贤君.深圳教育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39.

［6］薛东.注重把握地方教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读王豫生主编《福建教育史》［J］.东南学术，2005，（3）.

［8］熊贤君.深圳教育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64.

［9］熊贤君.深圳教育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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