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童蒙教育

摘要：两汉时期是中国教育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儿童启蒙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都已经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进步。当时，民间儿童教育程序形成了“幼童入小学”、“成童已上入大学”的大体确定的模式。官方对教育的干预也对童蒙教育的进步有促进作用。童蒙教育有向社会其他年龄层次普及的趋向，也值得我们注意。而“小学”逐渐成为专门学科的称谓，也是学术史进程中的重要现象。了解汉代童蒙教育的形态，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教育史、汉代社会史以及汉代儿童的精神生活，都是有益的。

关键词：汉代；儿童；教育；小学；神童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3-0015-11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

有学者总结说，“蒙养教育在秦汉以后便进入有教材有组织形式的阶段。”［1］（P15）就家庭教育而言，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框架定型时期”，“以后的家教发展都是在此框架内丰富完善而已。”［2］（P43-44）了解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不仅于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探索有益，也有利于认识和理解汉代儿童的精神生活。

《四民月令》所见民间蒙学

《四民月令》被看作反映东汉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秩序的论著。《四民月令》中有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反映民间教育的内容有：

（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

（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

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如正月焉。

十一月，研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

“成童”，原书本注：“谓年十五以上至二十。”“幼童”，原书本注：“谓九岁以上至十四。”“篇章”，原书本注：“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

“学书《篇章》”，《太平御览》卷六○八引作“学《篇章》”。有学者以为：“依‘本注’的说明，篇章是《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其中《急就》、《三仓》等字书，应当学会书写，《九九》是算学初步，仅仅书写不够，必须领会、熟练。再与上文‘学《五经》’对比，也无必要在‘学’下增加分动词。”［3］（P10）

有的研究者分析《四民月令》提供的资料，指出，“汉代教育制度，八九岁的小孩入小学识字和计数；十二、三岁的大小孩进一步学《孝经》、《论语》，仍在小学；成童以上则入太学学五经。”［4］（P105）

关于“研冻释”、“研冰冻”文字，类书引录或有不同。《北堂书钞》卷一○四引崔寔《四民月令》云：“正月，砚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十一月，砚冰，命幼童读《孝经》、《论语》。”《艺文类聚》卷五八引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砚冻释，命童幼入小学，学《篇章》。十一月，砚冻，读《孝经》、《论语》。”《太平御览》卷六○五引崔实《四民月令》曰：“正月，砚冻释，命童幼入小学，学《篇章》。十一月，砚冻，命童幼读《孝经》、《论语》。”

《四民月令》中的相关资料，反映乡间存在早期启蒙教育的形式。避开酷暑和严寒季节，是当时童蒙教育的原则之一。事实上，后来每个学年休暑假和寒假的学制定式，在汉代民间教育形式中已经可以看到萌芽。而所谓“（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则说明更高一级的“成童”教育，又有避开农忙季节的特征。《汉书·东方朔传》：“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贫子冬日乃得学书，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可见一般贫家子弟，即使幼童也只能在冬日就学。

《太平御览》卷三八四引《东观汉记》有关承宫事迹的记载，涉及乡村私学的办学情景：

承宮，琅琊姑苏人。今按：“姑苏”，对照下引《后汉书·承宮传》，显为“姑幕”之误。少孤，年八岁为人牧猪。乡里徐子盛明《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其庐下，见诸生讲诵，好，因弃其猪听经。猪主怪其不还，来索见宫，欲笞之门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门下樵薪。

《后汉书·承宫传》：“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徐子盛讲《春秋》，规模至于“授诸生数百人”。承宮以“为诸生拾薪”或“樵薪”的方式取得旁听资格。这些情形，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代乡间学校的教育形式。

余子入小学

《汉书·食货志上》说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即所谓“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其中是包括如何“教之”的内容的：

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对于所谓“余子”，颜师古注引苏林的解释：“余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为余子。”对于这两种理解，颜师古自己的解说，倾向于“未任役者”的说法，而不赞同“庶子”的说法：“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当受业，岂论嫡庶乎？”所谓“未任役者”，类同汉代通行称谓“未使男”、“未使女”。可见，当时教育对象首先是儿童。

对于“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颜师古注：“苏林曰：‘五方之异书，如今秘书学外国书也。’臣瓒曰：‘辨五方之名及书艺也。’师古曰：‘瓒说是也。’”瓒说较苏林说更为接近事实，但并没有完整说明《食货志》的意思。“六甲五方”“之事”并不仅仅是“辨五方之名”，“书计之事”也不仅仅是“书艺”。所谓“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应是指基本知识和书写计算的技能。顾炎武说：“‘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者，九州岳渎列国之名；‘书’者，六书；‘计’者，九数。瓒说未尽。”周寿昌说：“此《礼记·内则》之言。礼，‘九年教之数日’，郑注，‘朔望与六甲也’，犹言学数干支也。‘六年教之数与方名’，郑注，‘方名，东西’，即所云‘五方’也。以东西该南北中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即‘书计’也。‘书’，文字；‘计’，筹算也。六书九数，皆古人小学之所有事也。”［5］（P37）“数”学，是当时“小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汉书·律历志上》：“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书》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径象干律黄钟之一，而长象坤吕林钟之长。其数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度长短者不失豪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絫。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其中“小学是则”语，值得重视。所谓“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告知人们，当时的开明士人对于数学的认识，不仅重视其“算法”，也注意到这种“算术”训练对于开发智力和培养正确思想方法的意义。《论衡·自纪》中，王充自述“六岁教书”，《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会稽典录》作“七岁教书数”，也包括“数”。《四民月令》说“正月”事：“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据原书本注，《篇章》包括《九九》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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