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时代与保守的个人：一个清末士大夫思想与生活的两重世界

[摘 要]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初士大夫恽毓鼎日记的解读，分析了在近代最初开放时期守旧人士的多面性。指出他在其内在思想世界是固守传统价值理念的保守人物，而在文化生活世界则是一位虽钟情于旧学，但也喜欢汲取新知识、参与新文化活动的亦旧亦新的文化人。这种知识结构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新旧交织，使他与时代的趋新变化具有一定的重合及包容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所谓守旧势力，也有其与新势力相互调和呼应的层面。他在西学涌入、新旧交替的时代剧变中，力图以旧道德与新知识的结合来平衡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安心与应世的矛盾，以旧道德来安置心灵，以新知识来应付世变，反映了一位信守传统文化理念的文化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应对方式。同时也造成了他道德与知识的撕裂，这是身处那个剧变与过渡时代的文化人普遍面对的文化困境。

[关键词]近代文化 清末民初 恽毓鼎 守旧派 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1-0088-10

一、引言

中国近代从上至下较大规模的文化开放，是从清末时期开始的。庚子国变后清廷实行新政，从制度到文化逐步全面地仿行西法，由此进入急剧引入西方文明、社会开始近代转型的大变动时期。政治上，从新政、立宪到辛亥革命，由帝制到共和；文化上，废除科举、兴学留学、报刊涌现、新学勃兴，西学冲击着中学，新学替代着旧学。文化的开放带来了社会的巨变，在清末民初短短的一二十年间，政治和文化新旧交替、中西混杂、此消彼长，使社会和文化形成了转折性的变化。知识阶层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社会思潮的主导者，在这一新旧转折的过渡时代，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自身也发生着蜕变和转型。但是这时期的文化人有不同层次、不同身份、不同类型，他们的过渡与蜕变也各有不同，甚至差异很大。对此史学家历来多有关注，迄今已有相当数量中外史家优秀的思想史论著，通过研读活跃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家与文化人遗留下来的言论著述，探索他们对当时时代进行理性思考的思想轨迹，使我们对当时的知识阶层状况有了一定了解。例如，清末民初的文化人可分为新派与旧派两大阵营，即以其对西学和政治变革的态度而分为趋向引进西方文化、主张仿效西方进行社会改革的趋新派，与倾向于保守传统文化、维护传统制度的守旧派。通过对他们言论著述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思想主张，指出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

然而，在这个西潮涌动、新旧交替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只是以新派旧派来划分不同类型的文化人，显然过于简单化，因为那时无论是新派旧派人物，其思想观念虽或新或旧有所偏向，但都具有某种程度新旧混杂的过渡特征，故而有学者指出过渡时代文化人的思想观念往往并有中西新旧“两个世界”。[1] 实则，即使同属一个阵营内，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类型的文化人，其新旧“两个世界”的内涵与结构又有所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形成了过渡文化人不同类型的不同特性，并进而对社会文化变革产生了一定影响。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时期不同类型文化人新旧“两个世界”的内涵和结构究竟有什么不同？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差异对他们的思想与过渡起着怎样的作用？反映了近代文化人怎样的特性？究明这些问题，如果只是从他们的学理性言论著述中梳理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不能全面把握的，因为除了这些以著述文字记录下理性思考的内在思想世界之外，他们首先还是生活在那个变动时代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着更为现实、丰富的外在生活世界。开放与变革不仅带来社会文化的变动，也带来社会生活的变动，他们的理性思考即源于他们对生活世界的体验与感悟，因而生活世界是孕育他们理性思想的温床，滋养了他们思想的内涵。而作为百年后的人，由于历史时空的隔阂，对于他们的生活世界已经难以体认，我们只是依靠阅读他们的言论著述，以为这是最方便、最直接、最准确地接近历史人物思想的渠道，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局限于思想文本的阅读，也遮蔽了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而没有这一生活世界的观照，我们看到的他们的思想往往是单薄的、抽象的、概念化或理想化的，难以反映他们思想形成的内在肌理，以及他们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丰富内涵。所以，我们要把握那时文化人新旧世界的内涵和结构，就要把他们的内在思想世界与外在生活世界结合起来予以考察。依笔者看来，作为一个现实理性的文化人的完整世界，由内向外、由里及表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即：道德心灵、思想理念、知识结构、社会文化活动及生活方式。其中前两个层面属于内在世界，而后三个层面则属于外在世界。我们如果以这五个层次来分析那时的文化人，大致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他们新旧世界的内涵与结构的差异，并进而认识他们彼此不同的特性。

例如，新派与旧派的知识精英，代表着那一时期两种文化的主流，当时的新派人物，他们趋新的思想，往往与其在生活世界中积极迎受一切新知识、新事物互为表里，如喜读西书新报、参与新式活动、追求新式生活等等，这是很好理解的。但那些旧派人物呢？我们从他们的言论著述中，大概可以看到他们浓厚的守旧思想与坚定的保守主张，但是，他们也同样生活在那个西学涌入、新学勃兴、政治变革、社会转型的开放时代，与新派同居于一个开放的生活空间里，作为富有理性与知性的文化人，他们的文化生活怎样？奔涌而来的新文化、新事物给他们的生活世界带来了什么？他们对于新学新事物有着怎样的体验与认知？他们是在怎样的生活情境中作出保守的思想选择？也就是说，他们的所谓“保守”是否是一种纯粹的、彻底的、全方位的“守旧”？如果也是新旧混杂的话，他们身上的这种新旧混杂其内涵与结构如何？反映了他们怎样的特性？这些问题对于深入把握那一时期也是一支文化主流的守旧派的特性是十分必要的，而如果按照以往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只是关注他们的言论著述所表达的思想文本世界，则难以回答，因此也需要探索他们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由于以往我们很少关注近代历史上的生活领域，因而对可供利用的史料挖掘很少，好在近些年我们已经开始拓展研究的视野，也扩大了对多方面史料的挖掘，使得一些以往不被我们所重视的史料得以被清理出来。近年整理出版的一部清末士大夫的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2] 记录了一位长期在清廷翰林院任职的旧官员自1882-1917年30多年间的日常生活，其中不仅展现了一个标准的士大夫、守旧派知识精英人物的理性思想世界，也展示了他更为丰富多彩、复杂多面的生活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一个保守士大夫思想与生活两重世界的真实资料。下面就让我们从他的日记中探索一位生活在刚刚开放与变动时代的保守士大夫，由内及外复杂多面的知性世界。

二、恽毓鼎及其保守的内在思想世界

恽毓鼎（1862-1918年），原籍江苏常州，出身官宦世家。他自少读书应试，20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点翰林，28岁时携眷入京在翰林院任职，此后直至1918年56岁病殁，一直在北京供职居住几近30年。他历任翰林院编修至侍读学士，国史馆协修至总纂、提调，以及日讲起居注官、总办，编书处总办，翰林院宪政讲习馆总办等，直至1911年4月退职。民国后家居无职，以行医、鬻字补充生计。[2] （P808） 他在清廷任官21年，所任的官职基本上是史官及皇帝的文书，是个典型的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他在北京任官居住期间，正值清末民初政治剧变、文化开放、社会动荡的大变革时期，他作为一个身在朝中，以文事立身的官僚文人，其思想不能不随着政治的动荡而起伏，发以言论，付以著述，表述思想，抒发政见，这些勾画了他的内在思想世界。作为国史馆的史官，其主要著述活动是主持修撰国史，公务之余他也勤于读书，但其私人著述并不多。据其后人记载，他著有《澄斋奏议》4卷，是其居官奏议的汇编；《杂钞》10卷，应是其读书摘抄及心得笔记之类；《金匮疟病篇正义》1卷，是其读医书及行医的心得。但这些著述均未刊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他的正式著述文字，是此次作为日记附录刊行的他于1911年撰写的光绪帝小传《崇陵传信录》和1898-1906年间的15篇奏议。此外就是他在日记中记述的给友人的信件，与友人的谈论，在社团会议上的演讲，及有关政治时局的言论等。虽然他不是一个著述丰富的思想家，但这些言论都是他对于时事的一些理性思考与记述，反映了他的思想与观念世界，代表了那时一类士大夫的共通思想倾向。从这些言论著述中可以看到，恽毓鼎的思想观念是相当保守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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