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渊源探析

摘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党建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具体展开。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指南。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实践基础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1-0077-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凝练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也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指南。与任何科学理论一样，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时代产物，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表现为具体的历史展开过程。

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党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方面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为如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明确了方向[1]。

从世情来讲，我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快，合作共赢逐渐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基本遵循。总体来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有利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是，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国際地位日益提升，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遭遇到的挑战不断加大。具言之，在国际政治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围追堵截中国“和平崛起”的图谋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仍然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诋毁。在美日等国的教唆下，周边与我国存在领土领海主权纠纷的国家不断制造阻碍我国和平发展的障碍。在经济领域，经过长期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发展质量和效益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不小差距。在科技领域，我国在通信技术、航天技术、高速铁路和一些装备制造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还未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高，依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社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在思想文化领域，我国文化产品输出占比较低，文化影响力不高，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竞争方面还处于劣势。

从国情而言，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经济换挡期、矛盾凸显期，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发展的困难持续加大，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在经济领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加了难度，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压力不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发展效益提高的任务很重，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难度依然很大。在社会领域，自近代以来，我国就一直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当中，在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我国的社会属性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国由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由原来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构成转变为主要由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体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转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进，人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得到尊重和释放，原来简单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开始突显出来。在有些领域和地区，矛盾还比较尖锐。随着人员流动的加快和信息网络化的影响，各种矛盾呈现出复杂交织的特征。在思想领域，社会转型和利益调整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再加上各种社会思潮和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冲击。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虽然成绩突出，但还不能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党情而论，我们党是一个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党，是一个拥有丰富革命建设和执政经验的党，也是一个具有很强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党。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和平年代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有些党员在党不言党、不为党、不护党、不爱党，党的意识削弱甚至丧失；有些党员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众，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有些党组织软弱涣散、名不副实，对群众的利益诉求不闻不问，联系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能没有发挥好；有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金钱、权力、美色等诱惑下，丧失立场原则，无视党纪国法，一步步沦为人人痛恨的“苍蝇”与“老虎”。党内出现的这些问题表面看来是一些党员的言行举止没有达到合格党员的标准，实质上是这些党员在理性信念、组织纪律、工作作风方面出了问题。在新形势下，我们党还面临“四大考验”，存在“四大危险”。复杂多变的世情国情党情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要求我们党必须以高度的危机意识和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党领导人民干事创业的本领。

二、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就必须组建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共产党人之所以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在思想方面自觉信仰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组织方面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在作风方面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后来，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从四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首先是严格入党条件，重视党员质量。列宁讲：“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3]其次是严肃党的纪律。列宁认为，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布尔什维克就无法保持执政地位。再次是清除党内腐败分子。列宁指出，如果任由自私自利分子混入党内，就会侵蚀党的肌体，弱化党的凝聚力。最后是建立党内监督制衡体系，强化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4]。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建设的具体观点和作法有些已经不符合当前我们党建设的实际需要，但蕴含于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遵循和坚持的。例如，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推进反腐败斗争，建立党内监督体系等，都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有着内在统一的关系。

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石的话，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就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面临着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怎样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但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特殊的国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最简单且有效的抓手就是加强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这主要表现为不同时期我们党制定了适合现实需要的入党条件，而且非常重视组织纪律和作风建设。虽然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能保证党的团结，但无法彻底祛除一些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5]因此，他强调要从思想上解决入党的问题。在注重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严格党的纪律。他讲：“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6]除此之外，毛泽东强调要依靠民主集中制发动全党的积极性，依靠群众路线发展党的事业[7]。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一段时期，我们党在自身建设方面总结形成以下成功经验：明确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指出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紧密结合党的政治路线开展党内教育等。

改革开放之后，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的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党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邓小平指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8]江泽民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圆满完成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而且要从严管党治党。胡锦涛指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9]概言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围绕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结提出许多宝贵经验。例如，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原则，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要结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强调党要与时俱进，始终引领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自觉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提高党拒腐防变、应对风险和化解难题的能力，不断提升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综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思想来源、方法支撑。

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具体展开

十八大闭幕之际，新一届党中央就剑指党内贪腐问题，高调要求惩治腐败。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指出，在长期和平稳定的执政环境下，我们党内滋生出许多亟待解决的腐败问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我国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我们党遇到许多严峻考验。针对一些党员干部中间存在的“四风”问题，习近平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警醒起来，下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近一段时期，我们党内发生了许多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主要表现为一些领导干部贪污腐败。这些案件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如果对党内腐败心慈手软，那么，腐败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必然会瓦解党的执政基础，导致亡党亡国。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教育，增强廉洁意识，认真遵守廉政准则。在工作生活当中，不仅要严于律己，而且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廉洁教育，努力做到家风淳朴、干部清正、政治清明、政府清廉。

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从严管党治党，必须抓紧用好惩治这一手段。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既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做到打“老虎”不手软；又要彻底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做到拍“苍蝇”不遗漏。习近平指出，对于惩治腐败，必须“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10]。在强调继续打“老虎”拍“苍蝇”的同时，习近平进一步把惩治腐败上升到制度层面，指出我们党必须高举反腐利剑，扎牢制度笼子，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三年来我们党惩治腐败取得重大胜利，滋生腐败的空间大大压缩，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彻底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正在显现。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腐败问题并没有彻底根治，顶风违纪案件时有发生。习近平指出，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没有终点站，永远在路上。他向国内外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也不会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目标没有变，也不会变。

党内腐败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淡漠了，党的优良作风丢掉了。因此，在坚决反对腐败的同时，习近平强调必须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和作风建设。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他强调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会用好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习近平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社会理想，而且具有丰富的现实表现。当前，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勤奋工作、廉洁奉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了理想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2013年6月，为了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了开展好这次实践活动，党中央作了整体部署和具体安排。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内存在大量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四风”方面。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要对各自存在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彻底解决弥漫在党员干部中间的不正之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习近平针对少数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漠、精神消极懈怠等问题，指出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为此，我们党又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习近平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坚决用好手中的权力；同时，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以苦干实干和钉钉子的精神不断开创党的历史伟业。2016年2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2017年3月，党中央在总结一年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习近平指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是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手。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指出，要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肩负起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11]。

在重视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同时，习近平强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过这几年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党内政治生态得到净化，党内政治文化稳步向好，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但是，他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认识到，彻底解决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中出现的问题绝非朝夕之功，需要把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党的十八屆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全会明确指出，从严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12]。为了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监督，全会制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党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不断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要弘扬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忠诚老实、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一方面对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作了系统总结，另一方面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了再部署。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非常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必须遵循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必问责、违法要追究的原则，不断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努力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确保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要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强化责任意识，使制度成为硬约束。他强调，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把党纪国法视为规范言行举止和权力使用的根本遵循，牢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法律红线不能逾越，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日常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要把想问题、做决策和办事情纳入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在法治之上；要带头营造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环境。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要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原则，把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和方式制度化、程序化，形成法规制度执行的强大推动力。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伟大工程就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持之以恒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综上所述，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深厚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实践基础。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涵盖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涉及党中央、地方党委、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四个实施主体，要求以更高的标准管党治党，旨在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一方面表明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迫切要求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表明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周金堂，廖进球，舒前毅.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的“三个考量”[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4.

[3]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15.

[4]欧健.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J].社会主义研究，2015（6）.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5.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7]黄亦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观照[J].学习论坛，2016（4）.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

[9]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88.

[1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9.

[1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J].实践，2016（11）.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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