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的党内民主思想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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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洛茨基在批评苏共党内民主严重不足的过程中,围绕党内民主问题有大量理论阐述和思考。他强调,党的领导机关不能代替全党考虑和解决问题,应重视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批评自由是党内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发扬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条件;党内民主绝对不是允许派别活动的自由,但要防止派别活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缺失必然带来党的领导干部的蜕化和苏共的变质。托洛茨基对苏共党内生活状况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在如何防止派别活动等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要求,对斯大林个人集权的认识要比西方学者深刻;他指出党内民主匮乏势必会引起党的蜕化变质,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深刻揭示了党内特权阶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联系。托洛茨基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合理主张,由于淹没于苏共当时关于国内外问题的激烈争论、党内权力斗争等复杂政治因素中,再加上他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最终并没有赢得党内广泛支持和引起党内应有重视,反而最终被打成了修正列宁主义的反对派。这样的结果无论对托洛茨基本人还是对苏共而言都是一个悲剧。
〔关键词〕托洛茨基;党内民主;党内派别;斯大林;民主
〔中图分类号〕D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6-0059-08
列夫·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和列宁时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领导人。列宁去世后,他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最终被开除出党并于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尽管托洛茨基迄今为止仍然备受争议,但他无疑是在苏俄历史乃至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和最早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人物。客观地去研究,而不是如过去一段时间那样全面否定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和他所主张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他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阐述和思考,对于认识苏共垮台的原因,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对我们思考当前党内民主建设中的迫切问题也有重要启迪。
一、托洛茨基党内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党的领导机关不能代替全党考虑和解决问题,应重视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
对于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并开展活动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的领导机关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必须尊重党内大多数人的意志,倾听全体党员的呼声和要求,这是党内民主的题中之义。但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便面临的重兵压境的形势使得俄共(布)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总的来说实行的都是 “战斗命令制”的工作方法,即普通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的领导机关发出的命令,不得加以讨论。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也必然导致党内民主的不足和党的生活的官僚化。实际上,国内战争结束时,党内生活的官僚化和党内民主的严重不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俄共(布)十大提出了必须实行从“战斗命令制”向工人民主制转变的任务,要求党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1〕
遗憾的是,党内政治生活并没有随着和平时期的来临走向工人民主制,而是党的领导机关越来越凌驾于全党之上和越来越习惯于代替广大党员和基层组织做决定。比如,布哈林在1923年的一次讲演中就曾这样描述党组织的基层选举和党内对问题进行谈论时的情景:把党组织成员集合起来,问他们“‘谁反对?’由于他们多少都不敢说反对,于是就任命被指定的人为书记……在大多数情况下党组织的选举变为带引号的选举……因为谁要是表示反对上面的意见,那是会倒霉的……”。对政策问题的“所谓讨论”也是这样:“主席问‘谁反对’没有人反对。决议一致通过。那就是我们党内关系中习以为常的形式。”〔2〕
针对党的机关日益官僚化的趋势,托洛茨基于1923年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称“现行制度比战时共产主义最艰难时期更远离工人民主制。由于采取挑选书记的方法,党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闻所未闻的程度”。〔3〕与此同时,党内46位重要领导人也就党内生活状况提出了批评:“党内的自由争论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党内舆论沉默了。现在不是广大党员群众推举和选出省委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相反,党的书记等级越来越多地在选拔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党的代表会议越来越成了这一等级的安排工作的会议”,“党内确立的制度令人不能忍受,它扼杀党的独立性,用精心挑选的官吏来取代党”。〔4〕
鉴于上述情况,1923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机关出现了官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并再次重申了俄共(布)十大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要求。但党内高层对发展党内民主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人认为党还不具备实现党内民主的充分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还有的人甚至把要求发挥党员的首创精神看作是追求小集团的自由、破坏党的统一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托洛茨基于1923年12月8日再次给党的会议写了公开信,之后又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在《真理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后来又补充几篇,于1924年1月以《新方针》的书名结集出版。这些文章包括《给党的会议的信》《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小集团和派别主义》《党的社会成分》等,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党内民主问题。
托洛茨基在《新方针》一书中对党的机关日益官僚化的趋势提出强烈批评。在《给党的会议的信》中,托洛茨基指出,党内出现了“党的机关代替全党考虑和决定问题的倾向”。〔5〕在《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一文中,托洛茨基则直言党内出现了“两层生活”的危险,即“上层作出决定,下层只是听取决议”,这引起基层党员的严重不满:“不管党机关的考虑和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在他们考虑和决定问题时总是没有我们参与和替我们包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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