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 邓小平对国家治理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经济治理的关键是协调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的关系，走市场经济道路，注重经济民主；政治治理上要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切实推动党政分开；文化治理要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对待外来文化既要开放又要有所选择；社会治理同样要注重民主和法制建设，其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最终目的是改善社会风气，必须抱着开放、包容、谦虚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治理经验和治理制度；生态治理要注重科技应用和科技创新，要规范化和制度化；党的建设要注重改善党的领导，坚决惩治腐败。邓小平国家治理遵循的原则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人为本。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对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要有坚定的方向和原则，科学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秉承改革开放的战略思维，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科学发展为核心，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

〔关键词〕 邓小平；国家治理；基本原则；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6）01-0108-09

〔收稿日期〕2015-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12BKS049）

〔作者简介〕杨智勇（1988），男，江西横峰人，广西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这一总目标，既要立足当前的新形势新问题，同时还要善于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及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缔造者之一，邓小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理论和经验总结，对于当前中国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家治理的内容体系

国家治理在本质上是指一切治国理政活动的总和，是党领导人民确定一系列可行性目标，并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和执行，从而使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最终实现治国理政的目标。邓小平正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六位一体”的视角系统阐述了应该如何对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务进行治理。

（一）经济治理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充分结合起来，重新定义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性质内涵，这是其经济治理新理念的核心内容。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要把市场治理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经济治理体系中来，这既是经济治理理论上的创新，也是经济治理实践上的突破。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短期内可能比市场经济带来更大的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市场经济的确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能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价值规律和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主张“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1〕。

在邓小平的经济治理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民主”。他说，权力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的权力“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治理主要包括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完全的政府管控和完全的市场自由都不是最佳的经济治理模式。因而经济治理的关键是协调好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权力下放，权责分明，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最终实现经济活动的健康高效运行。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为我们当前经济体制尤其是市场化改革能够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参考。

（二）政治治理

现代国家的政治治理，两大核心要素是民主与法制。邓小平十分注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与完善。他始终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3〕。

邓小平认为，广泛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政治治理的“左右手”，两者缺一不可。在国家的政治治理中，要实现广泛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党政分开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过度集权的体制是造成十年“文革”的主要原因。权力过于集中很容易使民主政治转变成少数人的统治，而这种情况在当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级领导机构和组织中。因此，最为紧要的是要将党和政府的治理权限严格划分开来，在政府部门内形成制度化的民主决策和管理机制，这有利于政府和社会的治理活力都能得到充分释放，对于构建高效的政治治理机制，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

（三）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列宁曾经指出：“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4〕，意在表明文化对国家政治治理的制约作用。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包括文化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作为经济、政治的反映并且服务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治理，在邓小平看来，首要的任务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必须同时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5〕

随着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西方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成为国家文化治理方面的一个中心主题。邓小平认为，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也要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6〕。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同时又“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7〕，换句话说，就是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邓小平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方面的深察和远见，对于当前多元文化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四）社会治理

邓小平认为，同政治治理一样，社会治理的治本之策也是民主和法制建设，其根本原则是以人为本，最终目的则是改善社会风气，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尤其重视社会风气的改善，他重点阐述了如何改善社会风气，一是要“端正党风”，二是要“从教育入手”，三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四是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只要做好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也就有了保证。〔8〕

在社会治理方面，邓小平还强调了必须抱着开放、包容、谦虚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治理经验和治理制度。他特别提到了要学习新加坡的社会治理模式，他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9〕毋庸讳言，西方的很多社会治理理论的确更为先进，在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也更为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社会治理模式。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其进行有选择、有发展地、有超越地学习和借鉴。

（五）生态治理

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问题上，邓小平十分注重生态建设的科技应用和科技创新，强调科学技术在环境保护及资源节约等问题上具有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他指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10〕此外，他还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兴修水利、防灾减灾、反对过度开荒和放牧等工作的具体规范，提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例如在植树造林事件上，他说，“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11〕。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提及要集中力量制定一些法律，其中就包括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有利于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随后，邓小平还通过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工作制度，其中包括确立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许可制、污染集中控制和限期治理制度等。在邓小平生态治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善，环境保护方法和手段不断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和制度化。

（六）党的建设

作为国家治理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在邓小平看来，党的自身建设，归根结底就是要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从改善党的组织状况、领导工作状况以及领导制度三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应该如何改善党的领导，这些思想对于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绝对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唯有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改善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断创新执政思维和执政理念，提升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才能获得其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长久性。

党的腐败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从根本上影响执政党的治理成败。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而言，腐败都是其执政地位及其合法性的头号天敌，而且腐败问题的存在，必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克服和铲除的。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了党的反腐工作和廉政建设的坚决性、彻底性、长久性和艰巨性，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12〕除了要充分认识到反腐的长久性，他还主张必须将反腐工作和廉政建设落实到长效反腐机制的建设上来，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3〕邓小平这些思想，为我们党当前制定惩治腐败和廉政建设的战略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国家治理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尽管邓小平并没有明确具体地指出国家治理应当遵循哪些原则，但是，通过总结分析，笔者认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国家治理应当遵循的原则。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的一个伟大贡献在于，把国家建设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源问题，同时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路线。在邓小平看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14〕因而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首要的就是“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还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5〕发展生产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既是党的基本路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原则，还是国家治理的首要原则。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强调了经济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国家治理在本质上作为一种动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事实上体现的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因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绝不可能以贫穷落后的生产力为现实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要务，是一切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只有实现经济现代化，才能奠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物质文化基础。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原则，则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性前提和条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伴随着经济现代化而存在的，其重要性是随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纵深发展和交相作用而不断凸显的，从这一点上讲，当前提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然是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趋势的。

（二）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拥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事业并取得胜利的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会有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则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美好生活共同理想的领导核心，正如邓小平所说：“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 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16〕“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7〕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

邓小平还进一步阐释了党的领导的本质内涵，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什么是领导？ 领导就是服务。”〔18〕这一新的论断彻底批判了一些人头脑中以权管民、以权治民的封建残余意识， 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党的领导理论上的体现， 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学说的丰富和发展。领导是服务，实质上也就表明治理就是服务，这为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自身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为当前党和政府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发展思路。

（三）坚持实事求是

邓小平始终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9〕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代化，还是军事、科技和教育的现代化，抑或是生态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邓小平把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都归根于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和贯彻，“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20〕在国家治理方面，邓小平认为同样离不开实事求是，正如他所说：“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21〕换言之，也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治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正是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我们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不断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表明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仍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

（四）坚持以人为本

邓小平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里的以人为本主要是指既服务人民，又要依靠人民。所谓服务人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指党和国家的一切建设和治理活动都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利益。“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22〕这也就是说，党在国家治理中领导作用能否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邓小平始终把党看作人民群众的“ 工具” 和“ 服务者”，这对于准确把握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的职能地位具有指导意义。

所谓依靠人民，在这里指的就是发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优势，积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让人民群众自觉地、合理地参与到国家社会各项事务的治理中来。邓小平认为依靠人民，最根本的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亦即坚持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他说：“ 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23〕可见，只有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

三、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全面而又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必须要有坚定的方向和原则

所谓坚定的方向，在这里指的就是必须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既要有坚定的理想目标，还要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思维和实践路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完全靠“引进”和“拿来”。而要有坚定的原则主要是指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必须要有科学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思想的高度和党的治理能力的高度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现代化浪潮中的追赶型后发国家，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共同的奋斗目标、科学统一的指导思想以及一个权威、廉洁、高效的政党和政府，才能通过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逐步缩小与发达社会的差距。共同的奋斗目标解决的是“心往一处想”的问题，科学统一的指导思想则是解决“力往一处使”的问题，一个权威、廉洁、高效的政党和政府则是解决“谁来凝心聚力”的问题。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期，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实现跨越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指导思想和政党制度的一元化，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保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久性和有序性。

（三）必须要秉承改革开放的战略思维

改革是决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当前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和关键期，没有退路，只能往前，既要胆子大，又要步子稳。所谓胆子要大，在这里主要是指改革要敢于突破体制的束缚和利益的藩篱；步子要稳，则主要是指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要能掌控大局，稳定节奏，在决策和行动上不犯低级或者颠覆性的错误。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要秉承一以贯之的开放性思维和品格，要有国际眼光和全球视野。随着中国道路的备受关注及其世界意义的日益凸显，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也日趋凸显。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必须在立足于国际国内具体实情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视野广泛借鉴和汲取国外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后发优势，加快实现现代化。

（四）必须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关键要有现代化的治理思维、治理方式以及人才。这里的人才既包括培养专业化的现代型国家治理人员，也包括培育具有现代公民精神和品格的高素质“公民”，这就要求我们把法制教育和善治教育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教学过程中去。此外，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技术必然被运用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因而成为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一直以来，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是制约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难题，必须加大对科技创新尤其是在体现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科技创新的重视和投入，从而破解现代化建设中的难题和瓶颈。

（五）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分化，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会给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物质生活丰富了，但精神生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充实，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有可能只是假象，甚至可能会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伪发展”、“反发展”，国家的治理就极易陷入困境。所谓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物质匮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不出来，精神空虚了，社会就会出现浮躁不安的情绪，社会治理就会更加棘手，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不利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六）必须明确以科学发展为核心，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

国家治理不能为了治理而治理，不能只治标而不治本，治本就必须落实科学发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立足长远，必须聚焦于发展目标并落实到发展实践中去，而一切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决策与行动都必须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要围绕科学发展为核心，建立起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促进国家的健康、有序、长久、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为评价标准。国家治理现代化还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4〕

总而言之，国家治理比起单纯的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显然更加科学、文明和时尚，其本身就代表着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本上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邓小平理论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无疑对当前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深远的指导意义。当然，我们不仅要向中国国家治理的古贤和先驱们取经，还要向国外先进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取经，既要坚定党的领导，更要注重调动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参与性，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充分调动和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合力，市场和计划的合力，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合力，实现各项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而最终实现法治、德治、善治的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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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6〕〔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5，189，208，170，143.

〔4〕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6.

〔10〕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2.

〔22〕〔2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7，217.

（责任编辑 王 生 胡学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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