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思想的跨世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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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军国民主义在近代世界体育思想发展中此起彼伏。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体育几乎没有人文主义的立足之地，而受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而形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其后虽因科学主义的弘扬而有所掩盖，但残余流存至今。21世纪，中国体育需要重新认识西方体育的人文理念，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进行体育人文价值观的构建。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体育人文精神的认同，将是中国体育思想跨世纪转变的显著性标志。
关键词：人文观念；体育思想；中国体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3-0008-04
Abstract:Humanism, science and militarism appeared respectively as the developing of ideologies of the world physical culture The China’s physical culture, however, is without the space for humanism because of the militarism effect Although the militarism of physical culture was screened a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but it has existed somewhat nowadays The China’s physical culture needs to re-recognize the humanism of western physical culture, inherit Chinese excellent cultivation and construct humanism value in 21st century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hysical culture will achieve as the guid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alue and acceptance of humanism
Key words: Humanism; ideologies of physical cul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hysical culture
北京奥运的金牌盛宴之后，留下许多思考。如白岩松所言：“51块金牌，除了带来内心的喜悦，它并不会带来我们个体的健康，也并不会立即带来更多人投身体育的热情。说句实话，奥运金牌越拿越多，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与热情，不仅没有进步，似乎还有退步的迹象，孩子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准备考试，而不是在跑道上奔跑。”他特别提到“几乎与奥运共生的‘爱国主义’，在本届奥运期间，并没有那么高调，媒体的报道，少了很多‘为国争光’，‘他是中国的骄傲’这样的字眼；而运动员言语中，也少了一些空洞的套话，记者的提问也不会把他们往‘爱国主义’的基调上引，而低调之后的‘爱国主义’反而变得更深沉，更内敛，但却更实在，更深入人心。有趣的是，当‘爱国主义’更低调更内敛，‘爱情主义’却前所未有地高调，几乎从头到尾，几乎无处不在，不分中外。” ［1］所举例子很多，如埃蒙斯用四年两个最后一枪，成全了两位中国奥运冠军，但创造了他与妻子的爱情故事，以及中国选手张国政、杨威、王楠、张宁、林丹和谢杏芳、王敬之和谭雪等人的表达情感的动人形象。上升到思想观念层面看，这是体育人文精神的集中展现。
一百多年来，中国体育的历程有艰辛、有屈辱，有兴奋、有自豪。一部中国体育思想史，既缺乏西方体育中与文艺复兴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也截断了中华文明优秀文化的传承，似乎缺少两条腿，造成中国体育举步艰难，没有远大理想，迷失改革方向。在经历了2008北京奥运会的极度辉煌后，我们终于看到中国体育在思想观念上正在进行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体育是人类有意识创造的通过身体运动促进自身发展的一种文化方式。文化的深层是价值观。人文精神是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人文价值观是指导人类体育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航标。然而，自西方体育传入以来，沉重的历史背景使中国体育的发展一直受制于社会政治诉求，长期形成的军国民体育观念对中国体育一直有很深的影响，它强大的惯性遮蔽了体育的人文价值，使中国体育变成政治或经济的附庸，始终无法皈依自己的文化身份。
言及体育思想的萌芽，不能不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人对于健美人体的狂热追求，几乎可谓空前绝后。在古希腊众多的城邦中，因为对身体训练追求的目标差异，斯巴达和雅典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对待身体的价值观。一种是久居于山地的斯巴达人，从小就要经历严酷的身体训练，为了战争而牺牲了其余的一切，男女青年都进行的身体训练就是创造一个个无敌的战士。他们生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男女老幼都是强壮的战士，军事化的身体训练达到高峰，成为全民皆兵最极端的典范；另一种是面对蔚蓝色地中海的雅典人，他们用宗教的虔诚锻炼自己的身躯，把男女不同风格的人体美通过锻炼而表现到无以复加的神圣境界，成为古希腊数以百计的城邦推崇和效法的人文榜样。“在希腊人看来，对抗具有重要作用，它既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激励”［2］,他们如此重视身体竞赛和智力发展，是绝无仅有的。在古希腊形成的以斯巴达为典型的军国民体育观念和以雅典为代表的人文体育观念的雏形，成为此后西方体育思想萌芽和演变中此起彼伏交织的两大主线。
古罗马延续斯巴达传统，崇尚军事征服,把经过训练的身体作为战争工具，同时，也成为穷奢极欲的身体娱乐方式；经过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文艺复兴后健美身体重新呼唤起人的尊严，人自身的发展再次受到重视，人文体育观念得到思想家们的提升，在教育实践中尝试。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使人们的体育意识骤然清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体育思想迅速成熟并得到广泛推崇；而科学的发展使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技术变得先进而规范，科学主义体育立竿见影，体育的生物价值和政治价值凸显。19世纪新兴民族国家大量产生，“蕴藏于合理体操中的国家政治价值”［3］，成为民族国家独立的政治追求，而非真正为了体现其教育和健康的价值，体育为社会、为政治、为军事服务的价值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又占据主导。“顾拜旦希望体育能够减弱各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然而，奥运会很快成为提高国家政治威信的工具”。［4］19世纪末在军国民主义思潮推动下，体育与科学、政治结伴而行，以德式体操为最佳载体，一时间风靡东亚。中国正是在这个军国民主义盛行的时候，引进了西方体育。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省，清朝维新派、洋务派提出体育强种强国的主张。张之洞《劝学篇》提倡兵学，并实施文武合一教育。［5］严复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的解读，为“体育救国”找到了理论依据。在《天演论》中，“严复把重点从个体竞争（达尔文）转换为种族斗争。他断言，群体的凝聚力是，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力的原则”。［6］ 延续中国传统观念，“合群保种”，才能救亡图存，突出强调集体的竞争力。在《原强》［7］中，他反对文强武弱，“鼓民力”，藏兵于民，成为救亡图存的有效途径，体育被赋予了复兴种族的神圣责任。严复提出的“合群保种”和“鼓民力”思想，在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实用主义推动下，使军国民主义影响的体育思潮快速膨胀，广泛普及。
在严复之后，梁启超吸取了西方“强兵”和“习体操”，提倡“尚武精神”。“故欧洲诸国，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鞠、抵、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军国民资格”。［8］在“尚武精神”这面旗帜下，无论西方体育，还是国民传统的身体训练活动，同样达到了强化。虽然早期教会学校尤其是基督教青年会把西方体育的人文理想带进些许，但未及渗透，在一片反对文化侵略，抗击外辱的政治口号声中，人文精神在体育活动中仅昙花一现。
“晚清新政”曾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活跃时期，各种新观念讨论不断。在国人早期的西学中，并无体育，但社会各界对利用西方体育，发展军事，取得了高度统一的认识。清朝洋务派在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的军事训练方法，尤其在甲午海战后加速了转道日本学习德式兵操的进程，兵式体操成为中国早期体育的主要内容，得到了充分重视和推广。
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国化解释，梁启超对尚武精神的理论化宣传，使得体育救国强国深入人心，被社会各阶层所推崇。1902年蔡锷发表《军国民篇》提出：“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9］军国民教育思潮勃发，体育活动融于军事教育之中，因国家提倡而蔚然成风。晚清政府推广的军事训练式的体育活动在全国开展。1906年，清朝学部的尚武为教育宗旨之一；1911年，民国政府宣布推行军国民主义教育，各类学校一律重视兵式体操。体育与军事、教育结合，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各种政权反复强调的中心。之后，中国体育大体没有突破“振兴民族”与“强身卫国”这两大主题，沿着“救亡—尚武—争光”的思维模式来演绎。
西方体育传入之时，正值战争风雨密布，为军国民体育盛行之时。欧洲盛行，中国急需，军国民体育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得到空前强化，军国民体育观念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成为很长时期影响中国体育发展的主导思想，实乃历史必然。
新文化运动时期，军国民思潮以国家主义的面貌得以在体育中彰显，表现为“一、体育主权应有国人自行掌握；二、提出国粹体育；三、提倡军事训练；四、体育之目的在强兵强国”。［10］其后，虽然也有“土洋体育之争”等思想观念的交锋，但坚定不移地利用体育来强国强种的军国民意识是高度一致的，连“五四”运动前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对运动竞技的广泛推动，也没有使西方体育的人文精神在中国站稳脚跟。而收回教育权，收回体育主导权，把原本存在于教会学校的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也军事化。1923年废除了兵式体操，改体育科，军国民主义似乎偃旗息鼓。但1931年，民国政府又提出“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国民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学校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发展体育之目的，故在增进民族之体力，尤须以锻炼强健之精神，养成规律之习惯，为主要任务”。［11］明确强调军事化身体训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曾经编印了一本小册子《体育与救国》，收录了国民党政要军事化的体育思想。
长期空前一致的体育军事化思想，淹没了体育的人文情怀。中华文化遭遇西方文明冲击之后，把西方体育人文观融入到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的可行性路径阻塞殆尽，中华民族体育的文化身份模糊。最终结果是，具有东方人文积淀的传统身体活动几乎全面退出体育领域。在国粹主义思想下，仅仅武术被扩大和强化，但已经失去了传统武术防身养生的精髓，变成了军事的工具。这期间，虽然能看到本土传统武术与外来体育之间的融合与冲突，但缺少对体育人文价值的认识，在国民党高度政治化的党化教育浪潮中，体育始终无法挣脱政治、军事的禁锢，难以确立起自己的文化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军事化体育基础上全盘引进苏联模式的历史背景下，人文学科被认为是“伪科学”，人文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体育军事训练的功能发生转变，成为满足社会需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政治化色彩更加明显。无论是“乒乓外交”，还是由一场球赛的胜利呐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直到“奥运争光计划”，中国体育把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满世界摘金夺银，书写了世界体育夺金的辉煌篇章。这种战争年代遗留下的激情，在科学主义的辅佐下焕发出巨大的能量，使中国体育无比辉煌，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时期，体育为政治、为社会功能越来越被放大。在激昂的民族主义热情掩盖中不断翻新的军国民体育观念的强大惯性思维下，中国体育思想并没有真正转变。中国体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非人文现象比比皆是。［12］
“事实上，在体育运动中，政治化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俗宗教。”［13］中国近代在饱受屈辱的战乱烽火中诞生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军国民体育观念成长的思想土壤，和平时期则演变为金牌第一。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体育成为最好的表现载体，扮演着急先锋吹响号角身份，对人文价值的一无所知似乎并没有影响其发展。中国体育常常忘记了体育为“人”服务的这个宗旨，在社会功利价值中不停地打转，附属于外部其他载体，始终无法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由根深蒂固的军国民体育观念滋生出来的种种与人的生活无关的体育观念，在努力关注民生的21世纪，已不能引导中国体育自身的健康发展。中国体育思想需要跨世纪的转变。
中西方体育历史所积累起来的思想，都是需要人们珍视的精神财富。体育观念不断深化和更新，离不开人文学科的发展。人文学科的研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解释，它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能提出诸如“体育活动有什么意义?”这类问题,才能进入人文观念的领域。人文思考的功能、目的或宗旨，是呈现意义，这种意义就是价值，它具有内含隐蔽特点，是体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体育人文价值的认识，一直比较滞后，传统的西方人文价值观往往存在局限。诚如学者所言，“身体被排除在人文主义思想中，它纯粹成为一种中性的词语，它剔除了意义，而变成了一个客观的生物性事实”。［14］工具理性主义在体育世界中占据主导。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的人文价值观，从深层次内核说明体育的意义，消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隔阂，而不仅仅停留于对体育历史事件的陈述，是当代体育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责任，也是旧体育理论焕发姿新的途径。
从人文的视角来看待身体的活动，分析体育的意义问题，就形成了对体育人文价值的一系列认识观念。它作为一种体育思想，着力于体育为何而存在，寻找体育的对人的真实意义，特别是追求它的终极意义。体育的目标、理想或理念成为它的常用语，这些研究对推动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对西方体育而言，从古希腊竞技中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就达到了一个堪称典范的高峰，“注重体育也一直被认为是有教养的高雅品位。这种看法延续了上自古希腊哲人，下至启蒙思想家的西方传统观念”。［15］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传承演变，至今浸润于发达国家形形色色的体育活动中；而对中国体育而言，剧烈动荡的社会历史使人文观念在近代几乎悄然无声，迟至改革开放20年以后才正式提出，由于人文学科长期被打入冷宫，中国体育界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对人文精神的理解由陌生、不理解所产生的抵触情绪至今尚待消除。
体育人文价值观可以表述为：在体育活动中实施人文关怀，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体育人文价值观首先关注身体运动中人的价值，认为体育应该提升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塑造人的身心，为了人的发展——特别是通过身体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作为体育发展的价值尺度，道理都很简单。但实际上它相当复杂和深奥。因为它是体育隐形的核心文化价值，往往被体育活动对人体所产生的明显的生物性效果所掩盖，更容易为体育竞赛所引发的社会效益的光芒所取代。同时，也因为理论解释的路径不同而容易混淆，导致说不清的结果；健康、关怀、民主、和平、友爱、善良、朝气等很难用量化指标来衡量，容易引起科学主义者的质疑；在现实中，如果应用到中国体育制度创新的层面，人文科学的批评精神对外表华丽的“举国体制”的触动，会打破现实中原有的利益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掀起文化热，这对体育人文观在体育界的萌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触发作用。1985年9月到12月，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书成为中国学者最早接触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也为体育的价值评估开了一扇人文思潮的天窗。受“文化热”的影响，体育界于次年召开了全国首届体育文化研讨会，中国体育长期缺失的文化价值本位的回归受到一些青年学者的关注。掀起诸如关于体育学科属性的大讨论，成为人们重新评估体育价值的开始。但是，后来经历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诸种波折，对体育文化的研究一度又陷入冷清。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体育界刚刚复兴的文化讨论被大规模的体育技术应用研究所取代，而后又陷入为经济服务的热潮中，理论研究的视线关注于应用研究。中国体育在试图从政治工具向经济工具转化的过程中，人文价值观念再次受到忽视。［16］
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了长时间开放的中国体育界，国际体育文化交流频繁，中国人亲历西方体育，对体育中的人文关怀有更多感受和体会，旧体育观念中的工具理性也不能不发生变化。1997年，中国体育学科首次设立了体育人文社会学。但是，长期的自我封闭，即使在国内思想界已广泛接受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的社会环境下，一篇倡导人文体育观的短文，［17］仍然陆续遭到体育理论界若干学者的猛烈反驳，［18］其批评文字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其激烈程度几近“文革”期间的批判文章。其间，虽有一些支持倡导体育人文观念的论著出现，［19］但延续到2007年，竟然还有体育核心报刊对倡导体育人文价值观念进行抨击的论文，［20］反映出至今仍然有部分体育理论工作者对人文精神的陌生程度和对观念更新的潜意识畏惧。回顾持续10年的所谓争论，其实一直是滞后的传统体育思想在守旧中自我辩解，当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科学发展观席卷神州之际，人文体育价值观念的对错与否已经不言自明。跨世纪的新旧体育思想的争鸣，实际上是中国体育思想中稚嫩的人文观面对强大的以科学主义面貌出现的军国民思潮残余的首次正面冲突。
回顾历史，先行的人文主义学者不仅具有思想的洞察力，而且具有天生的批评精神。西方中世纪之后，一大批人文主义者擂响了挑战神学的战鼓，整个文艺复兴在破旧立新中前进；中国体育人文价值观在20世纪末的勃起，也是为受辉煌业绩所累中国体育分担不堪承受之重，虽然良药苦口，但也为促使中国体育从长期的政治压力和工具形态中摆脱出来，走上为民谋福利之路。［21］世纪，小康社会发展的目标已经指向了全面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人文价值观作为一种现代体育思想的表达，在其他领域早已不新鲜。但是，在体育界的观念更新中，不可避免的批判过程所带来的强大阻力需要时间来消解，人文价值观对中国体育理论发挥应有作用、进而在实践层面收到效果，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中国体育走过了一个世纪，迫切需要一次跨世纪的思想转变，重塑和提升人文价值。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人文奥运”的大力倡导，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的确立，使体育人文观日益深入人心。但是，在体育体制改革的操作层面，或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都表明目前中国体育界旧体育观仍然有着强大的惯性，人文体育思想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最新出版的中国体育思想史专著也要遮遮掩掩地回避体育人文价值观的来龙去脉［21］。这表明，中国体育界整整一个世纪被军国民主义思潮所笼罩，虽然曾经受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潮的洗礼，一度以科学主义、国家主义的面貌示人，但其主流观念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至今仍然还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体育人文价值观来取而代之，引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哲学人类学马克斯•舍勒认为：“不论我探究个人、历史时代、家庭、民族、国际或任一社会历史群体的内在本质，唯有当我把握其具体的价值评估、价值选取的系统，我才算深入地了解它”。［22］体育属人的特性规定了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必须以人为本，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本，以人人都应该享有的身体运动权利为本，回归到文化价值本位，用体育人文价值观来指导中国体育。
中国体育是西方的舶来品，要想很好地理解现代体育的人文价值，就必须回到西方体育发展历史中，在参照中辨析。如果对西方体育人文观的来龙去脉做一次全面的纵向梳理，可以看出自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在体育人文观的演进上是一脉相承的。西方体育观念的逻辑连贯次序已经深深植入到具有工业化背景的规范之中，催生出近代丰富多彩的体育形式，现代奥林匹克可谓是光辉的人文典范。西方人文思想有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理性结晶，具有表现人类智慧的普世价值，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但是，受身心二元论的影响，西方体育往往追求精神价值而对身体重视不足。以西方体育人文观为参照系，反观中国古代身体活动，会发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生俱来的和谐价值，顺应了后工业时代体育的需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从严格意义上只能视为体育活动的萌芽，但它是自然经济基础下产生的原生态体育，为后现代休闲娱乐的回归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原料，顺应自然的和谐价值、体现多元的文化生态价值、其游憩养生道特征都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走向繁荣提供可能。提倡探索体育人文观的过程，其实就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复兴，离不开体育人文价值观的确立。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体育存在体育人文价值观偏离或缺失的问题，矫正发展方向需要顺应世界体育发展潮流，而弥补缺失需要针对中国体育现状进行。无论是引进西方人文观念，还是接续古代人文传统，这在现实中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障碍。从近几年对倡导体育人文价值观的抵触情况看，其实是过去根深蒂固的军国民体育观念在作祟，它在现代观念流变过程中，往往借单纯的生物观念或科学主义的掩护，利用体育作为政治工具，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荣誉的光环遮盖了一些违背人文精神的弊端，扭曲了体育。［23］因此，中国体育人文价值观的构建，首先需要运用人文主义的批评精神，剖析过去军国民体育观念在现代体育观念中的表现和危害，中国体育才能够真正回归到文化本位上来。同时，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验，也不能致力于观念复古，而是要根据当代中国的国情，构建符合21世纪中国国情的体育人文价值观。
21世纪，是中国体育广泛接受人文思潮，重塑体育文化价值，并正面清理军国民体育观念惯性思维，铲除其带来负面影响的时代。新世纪，当代人文价值观将会全方位指导中国体育的发展，形成体育思想的重要转折。
首先，中国体育将全面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不仅著重个体生活对体育的需求，而且需要避免仅仅成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武器，从过去依赖群体的“种”意识上升作为一个物种到“类”意识，把全人类共同的体育理想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中国体育才能真正惠及全民，才能克服狭隘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干扰，融入到世界体育之中；
其次，从只会按西方人的规则玩竞技游戏的局限中超脱，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把中华民族传统身体活动的潜在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思想，为后工业社会的人类体育活动寻求到一个明亮的航标，这将是中国体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奉献；
最终，体育人价值应该成为衡量中国体育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得失的一把尺度。特别是北京奥运之后，大部门制改革的脚步渐行渐近，中国体育制度创新成为焦点。过去对中国特有的体育制度的种种批评，仅仅停留在它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表层理解上，而且往往为拥戴者继续用“金牌至上”掩盖其弊端找到理由，也为现存既得利益群体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性“完善”留下空间。实践推动起来是一件相当艰辛的工作。［24］制度创新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封闭式的严酷训练，用“集团军”、“梯队”、“主力”、“金牌榜”之类的意识继续保持非文化的政治形态，这是在科学主义大旗下军国民体育观念残余的惯性所致，需要体育人文价值观作指导，消除负面影响，让中国体育体制在人文精神引导下，融入到以人为本的社会大发展中去。
中国体育需要金牌，更需要远大的理想。中国体育思想将在人文价值观念的启迪下，在关注民生的人文精神引领下，树立体育为生活、体育为大众、体育为人类的远大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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